见他这样说，也考虑到侄女的教育问题不能松懈，又想到小弟刚结婚不久，母亲和他们小夫妻一起生活，时间长了也容易闹矛盾，我就托熟人在附近的小学给小雪报了名，从一年级重新上。

寂静的众人又热闹起来，会下的、不会下的都踊跃地往前探着。有赌几根的，有赌1根的，还有赌只剩一口的烟屁股的。老袁和老郑都来者不拒。

而我孩子的爸爸1994年因故去世，再婚后的丈夫带来2个正在读书的孩子，家庭负担着实不轻。

“哎呀，护士长，你怪忙的……”老人边说边把尿布和衣服收进一个大的编织袋子。

过了一阵，他们的西红柿上市，然而市场同类菜品能压塌了街。弟媳天天冒着暑热去菜场卖菜，两毛钱一斤也卖不掉几个。她愁容满面对我说：“这真难卖。”我无可奈何：“说的你们又不听，现在知道难卖了？”

老袁跟老郑笑得更加谄媚，像两只眯着眼的白桃脸狐狸。老乌从烟盒里抖出两根烟，作态般左右看了看，递向伸手的老袁，递到半截，突然又将手往回一攥，望着他，神情严肃：“嗯哼？”

3月9日，我们科进行了后续随访，联系到了曾春花的家属，得到了一个让我更难过的消息：原来曾春花的丈夫并没有把她转到条件更好的北京医院，而是将人拉回家了，她在3月7日去世了。

老郑就是吹得最欢的那一个。他跟老袁差不多年纪，瘦高个，戴着副黑色金属眼镜，头发整整齐齐，病号服服服帖帖。与人说话时，老郑腰杆总是挺得笔直，时不时扶扶眼镜，一副高级知识分子的模样。

确实如老郑儿子所说，老郑自从年轻时犯病后一直辗转各处住院，所有的家庭责任全部落在他老婆身上。他老婆这些年来不仅要负担他的住院费用，还要拉扯儿子长大，辛苦操劳，落了些劳苦病，儿子如此怨恨，有他的道理。

“这可不对啊。”我悄悄凑近老乌，“哪有工作人员给病人烟的？”

“能有啥变故呢？真不干这个了，再想别的办法，就是卖个青菜也比在农村强。反正是不回家种地了，地都送给别人了。”

等到考试那天，明骏还是被人发现了，只不过抓住他的人不是监考老师。

“你难道不会跟人家解释，以前都及时给钱了。这次不过晚几天的事，就把你愁成这样？”我生气。

“你好，我只代本地考试。托福3万，gre5万。考不到满意的分数，钱可以全额退。”因为长久没有“客户”上门，明骏一时还有点懵。

我们科有个小护士，刚刚上班时不晓得其中的厉害，爱美的她上夜班时还穿着一双带跟的皮鞋，第二天脚底就磨出了十几个水泡，从此上班时只好乖乖地穿起无跟护士鞋——每上一个夜班，一个护士常规的工作包括测体温、量血压、输液、换液、起针，中间还有半夜住院的，要输入住院记录、抽血等一系列入院程序，一宿下来走几万步是常有的事。还有冲洗阴道、灌肠、吸痰、通乳这些专属于我们的产科的脏活、累活，许多新上班的护士早上8点交班时，都冲着主任抹眼泪。

我极力反对：“你自己家里十多亩地不种，在这里花高价租地种，你这不是异想天开吗？”

只是他们太“狡猾”，地方大多选在大院看管不到的角落里，一个个排队轮着抽，相互望风，等工作人员巡视过去，就一哄而散。有一回，护士拉住一个病人，执意要没收烟，他见实在无法逃脱，便如“就义”般把灭了的烟头一口吞进肚子，摊着手说：“我们哪里有烟，你可要讲证据啊！”

转眼到了2010年年底，这半年来，明骏的“生意”实在算不上好。

这其中，有两个老烟枪老袁和老郑，甚至开始赌烟换钱了。我的同事老乌，竟然还一心包庇他们……

“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公司还从来没有人在国内被抓呢。”中介告诉明骏，做代考这一行，并不是单单联系好客户和“枪手”，再按照考试时间把人送进考场就算完事的，运营的工作同样重要：很多“代考中介”会在本地专门培养一些自己的“关系考场”，在那里，监考就会相对松一些，“我们也不想你们考试的时候被抓，毕竟生意要做成，我们才有的钱赚，所以上上下下都需要打点。”

刚和一个相亲对象见面，谈下来也觉得对方不错，之后陆陆续续约会了几次，你决定把他介绍给你闺蜜，让她给你点参考意见。闺蜜跟你说这位相亲对象虽然各方面条件是不错适合结婚，但是感觉他并没有多喜欢你。

老袁跟老郑笑得更加谄媚，像两只眯着眼的白桃脸狐狸。老乌从烟盒里抖出两根烟，作态般左右看了看，递向伸手的老袁，递到半截，突然又将手往回一攥，望着他，神情严肃：“嗯哼？”

）扛下来，只是倒一下，你有必要又雇两个人吗？还没挣到钱就雇人干，真是大老板做派！”

盒子散着一阵受潮的霉味，呛得人头晕。我打开来，里面满满都是烟，各种牌子，胡乱皱在一起。

我见老袁跟老郑，悄悄走到大院角落的花坛坐下，“老烟鬼”们假装散步，三三两两地，慢慢挪到他们身边围住——这是又要“吞云吐雾”。他们都直愣愣盯着老袁手里皱巴巴的烟盒，丝毫没有注意到我。

也难怪，农户们私下损他：“傻x一个！种菜能赚钱，我们自己不会种还会租给你？神经病！”

）的病史中，发生前置胎盘的机率比较高。查血中又发现曾春花还有些营养不良、贫血的状况，县医院只能紧急剖宫产，结果在剖宫产手术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出血，输了血浆又输了红细胞。

“那没办法，她肚子里怀的是男孩，这个孩子不能和她一起下葬，必须引产！”一直泪眼婆娑的金明明父亲回答得很干脆，目光坚定地对我和主任说：“闺女在县里做过b超了，肚子里的孩子是个小男孩，他不能和他的妈妈一起下葬。这是个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有风险，也要引产。就算孩子死在手术台上了，我也不怪医院。”

谁料大弟知道这个消息后，非要取而代之：“我早就想到城里找事干，不想在家养猪了。”

随着曾春花住院来的还有她刚出生3天的小女儿，这个可怜的孩子，还没有吃上妈妈一口奶，就陪着妈妈住进了医院。因为病房床位有限，曾春花的丈夫和婆婆就在病房外走廊里铺了块垫子，垫子上铺了一层棉被。除去医院规定的查房他们把这个垫子收起来，其余的时间，曾春花的婆婆都在这个垫子上精心地照顾着这个婴儿。

老郑就是吹得最欢的那一个。他跟老袁差不多年纪，瘦高个，戴着副黑色金属眼镜，头发整整齐齐，病号服服服帖帖。与人说话时，老郑腰杆总是挺得笔直，时不时扶扶眼镜，一副高级知识分子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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