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南松带着主事人和儿孙们去请罪,娘家人这才开口说,终于有个明白人了。
见老苏头面露不悦,小承和他爸爸分别向韦丽敬酒,很客套地感谢她对老苏头的照顾。随后,小承的妈妈举起杯子,眼睛里没有温度,动作却很热情,说:“韦护士,这段时间辛苦你照顾老爷子。我跟曾院长有些旧情,改天去跟他聊聊你。”
晚上,我说自己要在病房陪妈,二姐笑着摇摇头,“你今天坐了一天车,辛苦了,回家好好睡一晚。我今晚在这,明天刚好时间来得及上晚班。”
“并不是造成了困扰,而是因为这些事情都不是金智英你该做的事情。我发现,过去只要有新人来,年纪最小的女性就会主动跳出来做一些琐碎的杂事,明明就没人拜托她们做这些事。但是男性新员工就不会这样,不论他们年纪多小,只要没人叫他们做,他们想都不会想到要帮大家做这些杂事。所以我很纳闷,到底为什么女生要主动做这些事?”
我问她:“你姓什么呀?”她使劲想了想告诉我:“苏。”我笑着纠正:“那是你老伴的姓。”我又问她:“1加1等于几?”她努力伸手比划两个手指,不听使唤的小指和无名指颤个不停。我又问她:“想吃黄瓜不?”她点点头……
蒋贵的小舅子、吴家老四原本做些小生意,此时也摇身一变,成了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只要是乡政府动土拆迁、修路建楼,有企业准备来乡里建厂,甚至是乡里中小学改建扩建,无论后面是哪家建筑公司中标,最终都需要和他合作。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怕张院长询问,但实际上我想多了。当我和师姐将材料送到张院长办公室时,张院长完全没看材料就签了字,还跟我们谈笑了一会儿;接着,我们到隔壁办公室盖章,保管印章的行政人员在看到院长的签名后直接盖了章;到了财务处也是一样,范处长直接签字,然后去盖章,没人审查。
韦丽被送来的时候,因为苏家的背景,院里很重视,安排了专家组会诊结果出来后,让老康接手。
其实,金智英也并不是没有时间,只是没有谈情说爱的余力。她周围的许多上班族和大学生谈恋爱的情侣也都遇到了类似问题,不论女方还是男方,只要有一方是上班族都一样。
问及她的房子最后怎么处理了,老太太表示,最后两个儿子谁也没捞着——他们的表现太让老人寒心了,“房子就在这,谁想要谁买。我还没死呢,就想着分家!”
长条听了话不多说,捡起地上的石块就去砸黎南松家的大门,窗户的玻璃也全部敲碎了,嘴里直骂黎南松“给脸不要脸”。
回去的路上,心底的愤怒、委屈时时刻刻都在冲击着韦丽越来越混乱的大脑,把一切搅得像一团浆糊。她想糊涂地躲避,但又不知道躲在哪儿去,想清醒地面对,却又理不出头绪。情绪就在这之间来回拉扯,一点一点支离破碎。她慢慢变得有些麻木,在麻木下,又似乎暗藏着她自己也无法明述的汹涌。
大学生的发育越来越好,但肺活量越来越小,视力越来越差,跑也跑不动,跳也跳不远。大一大二还好,对于大三大四的学生,体测就更折磨了。
转眼到了2019年年初,为了缓解职工日益焦躁的神经,油田和北城市终于逐步公布了这次“房改”的相关政策。确如赵大爷所说,北城只给办理一套“福利房”的房产证,至于房主持有的多套“福利房”,没说让人直接放弃产权,却也没给出具体政策,而油田方面的答复也一直都是“正在积极和北城市对接”。
韦丽这次出院后,我一直没再见过她。之后我调换了岗位,也没专门的时间再去找老乌他们“冒一根”了,只能偶尔去过过瘾。
到了2018年,油田内部开始流传说以前的“福利房”要全部移交给北城市,再由北城市统一办理房产证,以后这些房子就可以跟商品房一样自由买卖了。但是,老爸老妈不知道从哪得来了一条小道消息,说不管户主的房子是以何种渠道购得的,北城市要求一户人家名下只能有一套油田的“福利房”。
第二天一早,我照常给妈妈喂水喂饭,爸和大姐早早过来接班。我拎了东西要走时,妈就一直“啊啊”地叫着,大姐说:“咱妈要跟你告别呢!”我放下东西,俯身搂着她贴了贴脸,轻轻道:“妈,我走了。”然后便转身离开了。
她将一套三房整租给一家科技园做员工宿舍,租金每月7000元。对于其他业主将同户型改成六房,并趁着这波搬家潮将总租金到15000元的做法,她虽然十分羡慕,但也有着自己的算盘。“那公司态度好,准时交租,也没必要为了一年多几万租金,把房子改得乱七八糟。”
“然后?”老康一笑,有些自嘲,“然后我就接到通知,被调出科研小组,岗位也被调到现如今的值岗医生。”
“我会被调到其它店里,这个分店彻底关闭了。公司租的宿舍也会退掉,搬到福田的新宿舍。”店员小向说,自己来白石洲没多久,反正在哪儿打工都是打工。
“你妈倒是个初中生,不一样和我窝窝囊囊过了半辈子么?再说了,不识字又不代表她不懂事啊。”
他们两个你一言我一语,我不知道怎么接话,只一直叹气,心想:自己怎么摊上这些个事?
小璐师姐也没问什么,接过材料袋和报账单就跟我一块走了出去。走出办公楼没多远,小璐师姐建议一块去吃个饭。我想了想,开学这一段时间,同门还很少见面,这次正好联络感情。
中国学校的体测制度最早来源于苏联,那时的体测制度叫做《劳卫制》。1964年,政府将名字改为《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1975年后又做了修订,将新的标准命名为《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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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晚上,我跟小璐师姐一块去了李老师家,一进门,才发现里面早已坐了两个中年男人,一个我认识,是我们学院的张院长,另外一个经李老师介绍,才知道是学校财务处的范处长。听完介绍,我心里有点明白了自己今晚吃饭的“作用”,于是也没多问,只是陪着两位领导喝酒。那天晚上是我辞职以来喝得最多的一次,后来还是小璐师姐扶着我回到宿舍的。
等她签了字,我随手抓起一把瓜子出了门,蹲在一棵梧桐树下嗑着瓜子。我想等其他人起床后,再到案发现场了解一下情况,录取一下证人证言。
小妹瞅了瞅爸和我,才缓缓开了口:“大姐,能不能尽量选在市区……这样咱妈的后续康复治疗、大家的探望,也都方便些……”
当然,没告诉他导师的手段,主要还是因为我存了些私心,希望师弟能赶快接手报账事项。我实在不想再这样报账了,我希望能抽出时间学习,准备考博。
“学区房那么贵,还都是‘老破小’,谁买谁上当!”一次,赵大爷在我家喝醉酒后吐了真言,“让小赵利用‘无房户’的政策给孩子上学,里外就省下了这个数!”兴高采烈的赵大爷一个巴掌摁在了老爸大腿上。
入学一周后,李老师让我去她办公室。这几天通过跟师兄师姐的交流,我对李老师做事风格开始有一点了解,她向来不喜欢在电话或微信上谈事情,只在当面谈。一开始我还觉得这样太麻烦,后来才知道,她这是做事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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