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待所一开张，生意就火爆异常，哪怕价格比市里同业要高一点，每个房间也是几乎晚晚都不落空。没几年，富平就花10多万从广东买来一辆在当时小城还很罕见的桑塔纳轿车。

直到有一次我拿到工资表，赫然看见倪虹被列入了“停薪留职人员”的名单，才知道倪虹“出去闯”了。那一年，团里停薪留职的人员陆续有近40人，有的出去打工，有的加入了卖保险的行列，有的甚至被骗入传销窝点。

销售见我犹豫，便问我还有什么顾虑。我如实告知。他迟疑了下，随后找来一位自称经理的人。这位男经理看起来也是个运动爱好者，他当即显示出“诚意”：“同样的价格，我再给你多加几个月。”随后，便跟我们聊起锻炼的事儿，谈得还颇为投缘。

天安门演出结束后回团不久，我们又去了湖南长沙市中区的一座公园演出，那也是我与倪虹最后一次同台。12月的长沙温度已接近零度，演出场地是露天的，广场上一个观众也没有，演出音乐循环播放着，我们两个裹着大衣，躲在一间小小的音乐调控室里取暖，心里祈祷着，一个观众都不要来。

富平和秦大姐各自从银行取出5万块钱，“老鼠”也准备拿出这大半年攒下的工资。3人合计，5万块钱在“木墩儿”那可以买到25万的“新货”，跑一趟来回就能赚20万，相比之下，去外地交易的这一点风险又算得了什么！

他其实是有钱还债的。霍姆斯通过药店和其他生意赚了二十万美元，当然其中大部分是靠欺诈赚来的。他一直充满魅力，为人热忱，不过有时这些品质也无法令他的生意伙伴放心。

犹豫了两天，左右权衡，我听从了李建的建议。舅舅帮我交了3万8的学费，我和李建上了同一个培训班。

竞争对手相遇常常会打心理战，之前我一个同学以笔试第二的成绩进入面试，面试候考时，问出了谁是同岗第一，立即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家里有人”，已经知道同岗前三的分数，说自己绝对有把握反超云云，果然给对方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真的就反超了。

至于一些特殊情况，比如会员的体脂过高无法凭肉眼进行判断，才会考虑肢体接触，而且还得事先征得会员同意。更何况，肌肉发力本就是带着一点“玄学”色彩，要靠锻炼的人自己慢慢去感受，那些打着“帮你找肌肉发力”名义、实则是对你摸来摸去的教练，便是臭流氓无疑了。

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愿意上文化课，毕竟只要不练功，就都是好的。况且每周只有一节语文一节数学，这是多么宝贵的时间。

霍姆斯的现任妻子米妮·威廉姆斯一直都在旁边，这让情况变得越来越尴尬。每当有水灵灵的新客上门时，她的嫉妒心就开始显露，也越来越黏人。她的嫉妒并未让他感到特别心烦，仅仅是给他造成了一些不便。米妮现在就是一份资产，是被存入仓库的一份收获，等需要时再拿出来使用就可以，就像被储藏起来的猎物一般。

备考的日子是我的“后高三时代”，除了去上课就是闷在家里做练习卷。我妈一回家就屏声静气，生怕打扰我，费尽心思给我做营养餐。我们娘俩在租来的家中背水一战——原来的房子早已变成了我爸当年的医药费，人财两空后，我妈就四处打工供我读大学。

又过了几个月，杂技班举行了一次汇报排练，我们完成了好几个造型漂亮的动作，我可以用肩膀倒立在另一个女生的脚底板上，双脚还转着毯子。如果辅以舞蹈编排，每个动作的难度再适当提升，就可以上台演出了。

这种“专供”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的矿泉水瓶又软又薄，每瓶水都必须灌到瓶口，才不会顾客一拿到手上就立刻变形。所以经常能在火车站附近看到这种现象：旅客刚拧开瓶盖，瓶中的水就随着瓶身的瞬间软塌四溢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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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春运前，站前路开始流传出秦大姐家副食店可以换假钞的消息。没过多久我在母亲店里确实也见到了：秦大姐笑嘻嘻地边拉家常边用100元换走了母亲收到的5张假的百元大钞。

“签协议的，保证退费。你想啊，一个班9人，每人3万8，加起来就是34万多，要大半年以后才退，这大半年理财收益差不多就够办班支出吧？9个人中就算考上1个，3万8，10天的收入，可观吧？何况，以往他们每班最少也考上两人。”李建掰开揉碎给我讲解了一番。

望眼欲穿地盼望成绩公布，真到了那天，我却不敢打开网页。手心汗涔涔地握着手机，给几个这次参加公考的同学都打了电话，大家全都是名落孙山。我心里沉甸甸的：真是很难考啊！同时，又如释重负：大家都没考上，我考不上也不算难堪吧？

恩格尔伍德不断发展，霍姆斯看到了机会。在1888年夏天，他买下了街对面的荒地，并深谋远虑地将其注册在一个假名——h.s.坎贝尔之下。没过多久，霍姆斯就开始构思房子的大体设计和功能，他没有咨询建筑师，因为不想泄露这栋房子最终的真实属性。

李建像范进中举一样欣喜若狂：“果真是无压力才能超常发挥啊！亲爱的你信不信？面试时你进去给评委翻个跟头，都能考上！”

14号，我和那个第二名的小姑娘一同候考，她笑着打招呼：“姐，我到底还是学了个‘协议班’，我妈说反正能退费，为下半年的国考备战。”

1989年底，每个学员都分到了节目，我被分到了嘉佑教练指导的“转毯”：几个女生把“毯子”放在指尖和脚尖上转起来，毯子类似东北二人转的手帕，但是要更重更大一些。间或再做一些类似倒立、翻跟斗的动作，几个人配合摆造型等。

成绩公示的第二天，此前“相中”我的宣传部领导就打来了电话：“这回你们主任留不住你了吧？先来宣传部上班吧，公务员入职后再办借调手续。”

我如实回答780。他笑了笑说：“嘿嘿嘿，你办亏了吧，我才600多。”

我跟李建描述算卦过程，渲染大师的“神机妙算”，李建听得愁眉苦脸 ：“唉！这可咋整！考来考去把你给考魔怔了，现在还被一帮神叨的中年妇女忽悠。”

因为眼红秦大姐这种捞偏门的行为，大多数店主宁可将收到的那几张百元假钞放在抽屉里，也不肯卖给秦大姐。这种感性的冲动，倒是实实在在地保护了在“四季发”购物的旅客。

1891年年初，霍姆斯再一次自己操刀，计划对房子进行必要的修改。不停解雇工人的方法再次奏效，显然没有任何一位工人报警。

重新开业后，会员来得不如以前多，以前的销售离开的也不少，但是新来的销售还是每天都会带新人过来参观，还不忘强调一下这里“刚刚新装修过”。停电断水的事情还在接二连三地发生，除开像我这种日常打卡的熟客，剩下常来的，也就是那些私教课还没上完的会员。

高手云集使我由高变低。难道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我埋怨我妈：“既然那大仙儿算姻缘算得那么准，你为什么不问问我的前程？”

在旅馆里，化学品的味道像大气潮一样时涨时落。有一些日子，走廊里成天弥漫着一股腐蚀性的味道，好像清洁剂使用过头了，而另一些日子则飘着含银药物的味道，仿佛大楼某处有一位牙医，正在对病患进行深度麻醉。大楼的煤气管道似乎也有问题，因为时不时会有没燃尽的煤油味飘在走廊里。

富平一行3人就着作坊里昏暗的白炽灯，打开旅行袋，里面一捆捆绑得扎扎实实的钞票泛着古怪的光。“木墩儿”不断地低声催促：“赶快验，村上的巡防队不晓得哪里得到了风声，最近查我们厂查得严，等下你们交了钱，我送回厂里，就会派车子把你们连夜拉回市里火车站，你们别在这过夜，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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