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毛爹也是个老实人，拿上50块钱就给大明叔送去了，大明叔和俊花婶子这才知道，是国栋带人把家偷了。

叔叔却不以为然，“越是小的地方越好弄，乡下人没见过世面，一听说记者来了，就把你当领导。”

酒席没多久就散了，国栋喝了不少，脸全红了，我开车把他送回家。到了他家楼下，我还是忍不住问他：“大明叔身体没事吧？”

干粪和粪液处理是猪粪利用的两个环节。干粪容易处理，无非人力或机器用畚箕收集起来堆到粪场加工，制成有机肥后拿来自家还田，多出来的拿去送人或卖掉。[6]

老姨一拍腿，“穷不要紧，人家不挑穷富，能容下这个男孩就行。你帮我问问吧，行就见一面。”

工作之后这些年，我虽然很少回家，但每周都会给奶奶打个电话。2018年7月的一天晚上，奶奶忽然在电话里说，“最近有时间的话就回来一趟，去看看你大明叔吧。”

一听是外地，涉及单位还是中字头企业，大家都不作声了，一小段冷场之后，叔叔站起来打破了僵局，“部长，我试试。”老郑的脸上一下笑开了：“王主任，还是你够实力，讲义气。来来，我敬你一杯……”

我们和老郑的侄子一下车，就有很多民工围上来。老郑的侄子大声说道：“兄弟们，这是我请来的大记者。”

许娜自己倒毫不讳言，说那个圈子里所有人都这么弄，“整容没什么可耻的，没钱的人想整还整不上呢”，现实生活中不太自然也没关系，只要美颜视频和美图秀秀的世界里没有一丝瑕疵就可以了。

她发给我一份兼职说明，让我先看看，再决定做不做。我研究了一下，任务似乎很简单——他们会发一篇文章给我，里面有一些句子被标为红色，我要做的就是在不改变句子原意的前提下，用另一种描述方式表达出来——看到这里，我明白了，原来“降重学姐”的“降重”，就是“降低重复率”啊。

畜禽粪便是污染，但也是重要的农业资源。治理猪的便便而间接导致猪价抬升，是不是过于匪夷所思了呢？

几天后，舆情平复了下来，官方查实该厂证件齐全，无任何卫生安全问题。但是，客源已经全部丧失了，水厂最后只能关门大吉。

最经济、有效处理粪液的方法是将其灌入沼气池中厌氧发酵来制沼气，供应养殖场和周围农户取暖做饭。[7]

俊花婶子刚进门的时候，大明叔家里穷，只怕亏了母子俩。当时乡里有时候会组织献血，大明叔次次都去，献完就拿着200元的津贴，去乡上集市给俊花婶子买点日用品，再给国栋买点零食——可“国栋这孩子咋跟个白眼狼似的，大明拿自己的血也喂不饱他。”

叔叔却不以为然，“越是小的地方越好弄，乡下人没见过世面，一听说记者来了，就把你当领导。”

可国栋嫌养鸭子“不够体面”，待了没多久就走了。走之前俊涛还劝他，说刚到上海，人生地不熟的，有份工作先干着不好吗。国栋却说，他来上海不是为了养鸭子的——“这能有什么出息”。之后没多久，国栋就换了手机号，也跟大家断了联系，去年过年才听说，他去了一家做外贸的公司。

那个月，吴永宁给老家的母亲寄回1500元。第二个月人在工厂里就没影儿了，“才（

“养猪赚钱，猪粪肥田”，虽然曾一直是人、猪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好方式，但在高度分工的工业时代里就显得格外掣肘。

“别想着去新闻单位干什么记者，你这文凭不行，即使进了新闻单位，一个月不过几千块，人又累。跟着我干，保证你的生活好过你同学……”

“你听她吹牛！”云青在语音里哈哈大笑：“她已经带过3个男朋友回来了，回回都说人家要跟她结婚，满脸的幸福，结果呢？现在连影儿也没有！许娜从来不会说她在外面遇到过的艰辛和心酸，从来都只说她成功光鲜的一面。她是挣了些钱，在县城里给她妈买了套房子，她妈终于从南街搬出来了，扬眉吐气的，但南京那个别墅——就是之前她朋友开派对的别墅——她又把之前那条朋友圈删了，改口说别墅是自己买的。你信吗？她那些话里，三分真七分假吧，但也别拆穿了吧，她也过得不容易，应该受了很多苦……”

果然，一到村部，叔叔就带着我直奔村支书办公室，进门就喊：“谁是村支书？”办公室一男子立即站起来：“我是。”

她说得对，虽然表面上客客气气，但无论她挣多少钱，至少我从来没有在心里真正承认过她做的事情“有意义”——除了现在。

猪肉从饭桌上慢慢消失的日子里，我们不由追忆起那些年抚慰过胃与心灵的平价猪肉。

老姨一拍腿，“穷不要紧，人家不挑穷富，能容下这个男孩就行。你帮我问问吧，行就见一面。”

我们假扮学生向代写中介询价，发现这个产业的利润远超想象：按2016年的市场价，单单就本科论文这一块，文科类的报价是千字80-100元，理科类是千字100-120元，而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的价格更是高得惊人，一篇论文代写少则几千，多则几万。而在利润分摊方面，通常情况是中介和写手各分一半，不过我当时只做“降重”这一个环节，加上中介黑心，所以我拿到的钱不到全部稿费的10%。

叔叔从包里拿出一个证件对着男子晃了一下，“我们是纪检部门的记者，接到村民举报，说你村村长选举违法，来了解一下情况。”

如果说，用记者的身份敲诈勒索是我们工作的常态，那么，借此去中伤一个人、搞垮一个企业，则是公司更乐意接的业务。比如，某个局的副局长要扳倒局长，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帮忙——这时就轮到我们登场了。

赵书记把办公室门轻轻关上，引我来到隔壁房间，用过于和蔼的口气和我聊天。在接了一个电话后，又走到我身边说：“记者同志，你们来我们这里真是辛苦了！来，这里有点小意思，您拿着。”说罢，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伸到我面前。

这一刻，我仿佛觉得法律是在保护我，让我可以放心地去从事这份兼职。

偶像的力量是巨大的，虽然成为不了“亿元户”，短短几年，我也很快实现了财务自由，房子、车子加现金等加在一起也近500万了。有时候，我总感觉脑海里有两种声音在打架：一种声音劝我见好就收，老老实实完成网站交待的任务，不再出去搞“敲诈勒索”，就这么享受生活就好了；另一种声音则鼓励我继续放开胆子，前面有更多的钱在等着我，只要努力，我也可以是千万甚至过亿身家。而第二种声音仿佛占据了上风。

这一刻，我仿佛觉得法律是在保护我，让我可以放心地去从事这份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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