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则新闻则报道，专门研究学生心理的北大徐凯文教授称，在出现自杀危机的学生中，父母职业是教师、医护、公务员的比例最高，而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的比例，是遥遥领先的。

厂里干了没半年，国栋就又辞职了——说工资太低，养活自己还行，结婚养孩子肯定不行，但凡生活再往前走一步，就顾不过来了。

等我把袁谷立打发出去后，老袁点了支烟，狠狠吸了一口，才说，这些年其实他一直在四处打听，想问问看之前那个缓刑判决会给儿子的前途带来什么影响。本来他曾乐观地认为，只要儿子在缓刑期内好好表现，不被收监执行实刑，以后也不再惹事，时间一长人们便会忘了。

自始至终，王科长和他嫂子都没报过警。我又去找了王科长的嫂子，说起之前网吧被人骚扰的事情，她也压低了声音说，“八成就是隔壁干的”。

“我不管你定什么制度，既然之前没制度你就敢收钱，什么性质你自己想想。”

老姨一拍腿，“穷不要紧，人家不挑穷富，能容下这个男孩就行。你帮我问问吧，行就见一面。”

我去了那家单位，负责后勤的王科长直言不讳地说，单位领导有交代，必须审核租客的情况，“不能把房子租给那些来路不明或者有劣迹的人”。我解释说，袁谷立虽然是“两劳释放人员”，但平时行为还是不错的，他爸给他租房真就是为了开个小吃店赚生活，没有其他想法。

大家都没有表示异议。到了中午，二姐和二姐夫留下陪妈，大姐和小妹非说要请我吃饭，“你都回来好多天了，这就要走了，怎么也得请你吃顿饭。”我推辞不过，只能随她们。

因案情重大复杂，联合专案组逐级请示报告至国家有关部委，最终提请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全国双打办的名义，对全国收网行动进行统一部署。

阿伟那时候已经接近19岁了，也带过小贝回家。小贝的模样斯斯文文，家在珠海边的小镇上开着个木材家私店，生活条还算优越。母亲暗地里问过幺婶，女孩的父母同不同意他们在一起，幺婶也只是带着疑虑说，没听阿伟讲过，也不敢问，怕惹他不开心。

小妹替我说出了那些我无法开口的话，我心中很是感激，却也没法再说啥，爸眼睑半垂不再言语。

过了一会儿，奶奶又劝我：“你今天还是别去了，国栋他们一直骗你大明叔说他得的是胃炎，对外也这么说。县医院看护你大明叔的护士就是咱们隔壁村的，我也是从她那儿才知道。你大明叔在医院待了十几天就出院了，这段时间一直在家，整天在床上躺着……”

我劝小贝让阿伟赶紧去医院好好养着，万不可轻举妄动，可小贝却小声对我说：“阿伟舅舅不肯放人呢！我都求过他舅舅了。”

那段时间，常有人反映郑强等人上门“收账”时泼油漆、砸玻璃，还威胁要“卸人胳膊”，我不胜其烦，找郑强出来问他想干什么，他就对那些事情矢口否认。我暂时没有证据，只能警告他“记着自己现在的身份”。

那天，俊花婶子一直坐在地上哭，一边哭一边骂，不骂国栋，也不骂大明叔，只是骂自己命不好。也难免，自从住到县城，俊花婶子每次回村都四处跟人显摆，说还是在县城住着好，“冬天暖和，外面下着雪在屋里只穿秋衣秋裤就行”。可这一下子又被赶回去了，心里感觉憋屈。

“你姐成绩好，你就多学她多问她，别给你姐丢脸。”临出发前，阿伟有点紧张地接过各位伯娘的话，只微微“嗯”了一声。

“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对的，不断干涉我的生活，还说不听他们的话，就是不孝。”秦可无奈道，“是不是当老师的家长都这样？你看，小霍也是。”

我忍不住爆了粗口，说你开寄卖行想干啥我能不知道？“在我这儿开寄卖行的有一个说一个，除了收赃就是放贷，没有一家开过3年的，最后老板不是跑了就是被警察抓了，你想要哪个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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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明显属于诈骗性质，有没有报警？老袁摇摇头，直说“算了算了”。我再问，老袁却不知有什么顾虑，不再接茬儿。

“你这样一走了之，阿伟和我们怎么办，你还算个人吗？”那天，幺婶在客厅对着已踏出家门口的幺叔背影大声喊。

这些回忆是如此清晰，以至于我现在还经常忍不住想，那时候的阿伟，在全家亲戚面前都表现得像个天真无邪的大男孩，总是报喜不报忧，即便每次回家，他的衣服都常有破洞，肩膀上、胳膊上也满是一块块青紫的印子。那些难以说出口的过往，他是以怎样的方式遗忘，或者自我消化的呢？

于是，一众人冲上前，把阿伟打得鼻青脸肿，一边打一边砸客厅的东西。等离他家最近的邻居慌忙跑来我家报信、父亲赶去时，整个家都毁得差不多了。

而根据更长远的官方规划，到2035年，深圳将新增建设筹集各类住房170万套，其中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总量不少于100万套，超出商品房的数量。

当时，我们村小学卖的冰糕有3种，第一种是1毛钱1根的，大部分学生都吃这个；第二种是2毛钱1根的水果冰糕，吃的人相对比较少；第三种是5毛钱1根的奶油冰糕，冰糕棍做成了一个小熊爪子的形状，这个就更没什么人吃了——5毛钱对农村孩子来说，不是谁都能掏得起的。

秦可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但他知道，回来了，这些就都不可避免了。

秦可妈妈只好数落着自己儿子不好，夸饭局上别人的小孩：“你看看严立、看看霍霍，都比你有礼貌，你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聊了一会儿，大姐知道我连轴转了20多个小时，催我赶快回去休息。我也没推辞。一觉睡到下午4点多，才被小妹叫醒，喊我去她家吃饭。

“你听她吹牛！”云青在语音里哈哈大笑：“她已经带过3个男朋友回来了，回回都说人家要跟她结婚，满脸的幸福，结果呢？现在连影儿也没有！许娜从来不会说她在外面遇到过的艰辛和心酸，从来都只说她成功光鲜的一面。她是挣了些钱，在县城里给她妈买了套房子，她妈终于从南街搬出来了，扬眉吐气的，但南京那个别墅——就是之前她朋友开派对的别墅——她又把之前那条朋友圈删了，改口说别墅是自己买的。你信吗？她那些话里，三分真七分假吧，但也别拆穿了吧，她也过得不容易，应该受了很多苦……”

我叹了口气，“我虽然远嫁外地，但照顾咱妈我也会尽力而为。但是大姐你知道，爸说的这事我没法跟孩子他爸交代。小妮上大学，一年怎么也得3万块钱。我不能把压力全推到孩子他爸身上，更何况他现在状态也不太好……”

大学毕业后，云青回县城一家机关单位做了公务员，告诉我说，“有一年过年，许娜也回来了，主动约了我们几个当时经常一起玩的老同学回去看郭老师。我当时还挺感动的，觉得她很有心。没想到，一坐下，她就开始大谈自己的演艺经历，认识多少大牌明星，有多少粉丝，听得我们都很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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