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搞了这么久，还没见有人报警。”小明很快又提高声音说，“即使有人报警也没关系，警察也会忌惮我们的！”

大概摸索了一两个月，他便摸到了一些门道，开始不时在朋友圈里晒“业绩”。4月份的大旺季，阿利每天的营业额竟然高达两万，按照利润分配，他每天至少能赚1万块。这个数额，按他以前的工资算，起码要两个月省吃俭用才能省下来。

奶奶情绪越来越激动，“这娃儿简直是个白眼狼，大明受了一辈子罪，怎么最后落得个这下场……”

阿利成为论文代写中介后，便把他的微信名改成了“论文服务”，还设计了一个看起来十分靠谱的头像。他说，做这一行，首先就是要看起来靠谱。

还有一位中介，是一所大专学院的老师，他因为学历不高，不仅薪酬、待遇受限，而且职业发展也似乎没有希望，他老婆生二胎后，迫于生活压力，他接触了这个行业，从此他不仅不用再为职业上的发展苦恼，而且即便是拿着“死工资”，也能够依靠副业过得很好。

“不知道怎么办，明明知道儿子有危险，却不知道打哪个电话，不知道找谁解决。”

李俊山早在上大学时就出柜了，男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说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沼气池容量有限，需要建造沉淀池或稳定塘来储存过剩粪液，在自然露天条件下利用微生物好氧发酵来降解有机污染物，达到环保标准后排放或灌溉。

3楼是个小阁楼，吴永宁也一并装修了。那是个四五平米的小房间，很矮，按照吴永宁1米76的身高，进来得低头。1个书柜，1张桌子，1个行李箱，桌子上放着电脑和录音设备，算是他的“工作室”。

由于我的稿件“优质”，交到客户手上基本能一次性通过，并且从不拖稿，慢慢地，我在圈子里开始小有名气，主动联系我的中介越来越多，我代写论文的稿费单价也水涨船高，从最初的千字10元，涨到了千字40元，甚至有中介愿意花千字50元的高价买断，让我在3到5月的“旺季”只接他们家的单。

随后，老郑和叔叔便离开酒席，其他人则继续喝酒聊天，几杯白酒下肚，我的手上多了一堆名片，上面的头衔一个赛一个大：“新华社地方内参部湖南中心主任”、“中国内参网副总编辑”、“湖南新闻监督网总编辑”、“中国安全门户网湖南站站长”……当然，大家都很清楚，这些名头全是假的。

他们5个在大街上闲逛，像以前在教室里追逐打闹那样，你骂我一声“瓜娃子”，我回一声“痴呆”，一会儿又手挽手大声唱歌，仿佛还在昨日的青春之梦里游荡。

我心里惦记着大明叔的事，可回老家的时间却因为工作一拖再拖，一直到8月下旬才有空。一回到家，我就问奶奶大明叔是在家还是在医院。

在我从事论文代写的这两三年间，我认识了不少中介和写手，他们接触这一行业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是坚持下来的原因却基本一致——那就是能让他们过上想要的生活的，不是赚钱，而是赚“快钱”。

赞同也好、不满也罢，只要有争议就有了流量，加上公关推送和买粉，“上官娜娜”很快就有了大批量的粉丝，还会定期发布“粉丝见面会”视频。粉丝们举着海报和荧光棒在公司选定的场地等待偶像，横幅上写着“我们永远热爱娜娜女神”。而她则会在欢呼声中不疾不徐地走到近前，向粉丝们优雅地挥手致意，如同在走戛纳的红毯。

我赶紧拿上一箱酸奶，在村里的小超市买了点水果，往大明叔奔去。

然而现实并没如此美好。以养猪大省河南为例，小规模养殖户没能力也不屑于从这些粪液里谋取收益，超过60%的养殖户直接向厂外沟渠排放粪污。

中间有一次冯福山回家，借用了吴永宁的手机，看到了吴永宁微信的前几张图就是他在爬高楼。此前冯福山从没看到过这样的内容。他吃惊地问：“你爬得高高的，这是在干什么？”吴永宁回答他，那不是真的，是电脑合成的。

当时吴永宁在东莞打工，他告诉继父：“你在家里不如跟我去厂子，3500元一个月。”

可能是酒精的作用，国栋的眼眶有些发红，“我不是不给他治，我问过医生了，他这种情况治愈率很低了，治疗费用再加上后期的开销大概在20万左右。我要是有100万，说什么也要给他治，但是我现在只有十几万，我就是全给他用，也不够呀！再说我还有洋洋，他是我后爹，但洋洋是我亲儿子呀，我不能冒这个险……”

裁撤南方不规范养猪场的同时，南方猪肉的正常供应也要保障，只能把南方的猪搬到传统主产区和北方地区来重点发展扶植，形成“南猪北养”的大局面。

也就是那个时候，一大批打着“中国”旗号的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文互联网中，诸如“中国法制维权网”“世界维权在线”“中国监督新闻网”“中国法律审查网”之类的假网站比比皆是。那时候，也正是假记者的黄金时代，一大批职业维权者借着互联网的便利，犹如过江之鲫般开始了网络维权生涯。

我很快就想起一个月前，我们和某个委托人发生了金钱纠纷，对方报了警，说“有人敲诈勒索，搞假新闻报道”。待民警到达后，叔叔赶忙给县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打了个电话，民警很快便离去了。委托人看到这种情况，虽然有点不情愿，但最后还是按“规矩”给了钱。

不知道为什么，在他越发疯狂的时候，我反而冷静下来：“这个业余兼职做一做还可以，辞职去做还是算了吧，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职业。”

梳理下来，吴永宁第一个反响不错的视频，是在片场里“徒手开砖”。吴永宁的父母也零星听他说起过，在什么武术学校里上过一段时间的学，但并没找到过证书。

旅行的最后一天晚上，大家都累了，横七竖八地躺在酒店里聊天。这几天笑过闹过，此刻喝了点酒，有些意兴阑珊，也莫名其妙地伤感起来。

2015年，因收到投诉过多，网站被上级部门要求撤销各省记者站。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湖南省记者站”的牌子没了，“华中记者站”又成立了。我们纷纷以“某某网华中记者站记者”的身份，继续派驻在湖南工作。

“本院认为，当网络行为具有开启危险、引发损害等因素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对网络行为可能产生的危险进行防范，应当对网络用户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

陈杰人团伙打着“法律和舆论监督”名义和公平正义的幌子，以网络为犯罪平台，大肆敲诈勒索、疯狂敛财，涉嫌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多种违法犯罪。

我才第一次见识到，有了正规的采访证件、专业的摄像器材，再加上中字头媒体做招牌的名片，地方宣传部门都非常愿意配合采访工作。有时候，如果被采访单位不愿配合，当地宣传部门还出面进行规劝——这些都是以前我享受不到的待遇。

在这些照片里，她有时候是锥子脸，拥有白皙细腻的皮肤、水嘟嘟的红唇、面向镜头瞪圆的无辜大眼睛，宛若十二三岁的少女，如果照片精修过度，甚至看起来像二次元里走出来的卡通娃娃；有时候，她又会发些自己的演艺照片和定妆照，仿佛一夜之间成长了20岁，变身成妩媚华丽的实力歌手，拥有明星般的气场，过着白富美的生活。

还有一次是某短视频平台上架新版本app，请吴永宁做推广，介绍他时的推介语是——“永远不懈为力，成功输出巨星”。宣传方案上写着，要求吴永宁站在大楼楼顶开始挑战项目，全程露出关键字样“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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