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王安平的手机打不通刘欣的电话，“对方不在服务区”。我用自己的手机打，一下就接通了，但我表明身份之后，刚说了两句对方便把电话挂了，我再打过去，先是“不方便接听”，连打几遍，竟然也成了“对方不在服务区”。

所谓隔行如隔山，这话一点也不假。在这里，大家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但凡能在别处混口饭吃的，谁来干环卫！或许也不能一概而论，但至少在东北这样一个严冬酷暑的地界里，环卫行业能够招揽的，基本也就只有老弱病残。

那时，家里还没有安装自来水，想着他们打水困难，我就在院子中央给父母打了一眼机井，接上水管通到屋里的水缸，这样，只需拉闸就可以解决用水问题。

父亲还要说下去，我做了一个捂嘴的动作——我曾经无数次想问父亲，是什么原因让他能离开那个女人、回归家庭。然而，真当着他的面，我却始终问不出口。潜意识里，我知道自己并没有资格这样问父亲，这世上，哪有父亲向儿子认错的道理？我的脑海里只是浮现出那段时间里我和妈妈相依为命的种种，我自己心里有委屈，但更替妈妈委屈。

姚圆圆大概没想到她会这么问，一下子语塞。林晓若无其事地说：“我好饿！你也没吃晚饭吧？附近巷子里有家居酒屋，装修很文艺，要不要一起去吃点东西？”

和沃尔玛们不同，costco在全球化方面步伐显得较为缓慢和平稳，同样是会员制的仓储式大卖场，沃尔玛旗下的山姆会员店1996年就进入了中国大陆市场，与之相比，costco整整晚了23年。

“她姚圆圆是有点能力，可咱们集团里每年多少新人，哪一个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哪一个不是履历光鲜？如果光凭硬本事，她就这么容易上来？你看看她，自从当上了副主任，耀武扬威的，别说你们这些新人了，有时候连主任都不放在眼里，俨然以何经理夫人自居呢。

从广州回来后，我去医院探望过艾班长一次。她闭着眼睛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头上缠着纱布，嘴上扣着氧气罩，身上插着管子。我无法想象之前那个雷厉风行的艾班长就是眼前这位奄奄一息的老人。

从那一年开始，王安平一共花了七八万，钱到位了，治疗效果也就有了保障。这几年刘欣脸上的胎记明显消退了不少，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了。

律师却说，“什么都没法算”，一来王安平早就拿不出转账记录之类的证据了，二来其中还有大概7万多是以现金形式交给刘良可的，现在根本没法证明。

猪肉炖粉条在物资匮乏时代的东北农村，一年之中只有春节才能吃上。

父亲和妈妈得病之后，彼此昵称对方“傻子”。有时，父亲在睡梦里会叫“傻子”，妹妹听了，就含糊不清地答应。得了脑血栓的人偶尔会不清醒，父亲有时会以为妈妈出门办事了，总是问妹妹：“你妈啥时回来？”有时，父亲想妈妈想得实在烦躁了，会趁妹妹不注意时用左手揪扯妹妹家的地板革，然后用嘴咬，有时甚至咬自己的皮腰带，有一次嘴角都咬出了血。

王安平沉默许久，说自己之前也想开了，论各方面条件，自己确实比那个美容店老板差太多：“留得住人也留不住心，离就离吧”。

姚圆圆和汪林从大学时就一直谈恋爱，郎才女貌，所以大家都觉得姚圆圆不过是喜欢在领导面前出风头，没觉察到什么异样。直到有一天，汪林突然跟集团打离职报告，要跳槽到行业里一家竞争对手那儿去，这才纸里包不住火：原来他跟姚圆圆已经离婚了！姚圆圆早就看不上毛头小子，已经投入成熟稳重的何主任的怀抱了。

这座城市有一南一北两处垃圾填埋厂，尽管当初是把两个村子全部迁移腾出的空地，也依然满足不了这座城市每天的垃圾排放量。但垃圾总要处理的，于是就有很多餐饮商贩和加工厂把目标锁定在了垃圾压缩站。

在一个父亲睡着的午后，妈妈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来到村路上打车，恰好被出门的奶奶看见，那时爷爷奶奶已是高龄，偶尔还会颤颤巍巍来我家搭把手。奶奶哭着把妈妈劝回家，给我捎信，让我赶紧回来。

集团副总的位置对他而言几乎是十拿九稳。就在临到正式宣布考察对象的前夕，党委专门找他谈话——他和姚圆圆的事闹得单位人尽皆知，影响非常不好，集团毕竟是国企，职工的私事虽说是个人自由，但道德作风也是对年轻领导重要的考察因素。

最后一个见过王安平的人是邻县的一名船夫，他说3月19日下午，自己曾载着一名身高体型与王安平相似的男子渡了江，但从衣着来看，又不像是潜逃的杀人犯——因为那名男子穿着崭新的衣服，满脸幸福地对他说自己要渡江回家，去看望多年未见的爸妈。

为了避免用工风险，通常我们是不会招录这类人的。我刚想委婉地以“暂时没有招工需求”为由打发他们走，领导的电话就进来了。

“创城”终于取得了圆满成功，但对于环卫工人来说，除了不用再起早贪黑地到马路上摸爬滚打，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欢庆的，他们依然困苦，依然贫穷。

但从2013年底开始，妻子对王安平的态度却开始变得冷淡了——没有了日常的问候电话，王安平发视频连线过去，要么不接、要么含含糊糊说几句便匆忙挂掉。

入冬后的第一场雪很大，在单位院内除雪的时候，一位70多岁、穿着枣红色棉袄的老太太带着一位40多岁的女人踉踉跄跄走过来，说是街道主任推荐来这里，应聘小区的保洁。

“你征求一下他的意见，看同不同意调解？毕竟两人是亲戚，同意调解的话我这边按调解程序走。”我问同事。

那天午饭后，他便站在派出所门口吸烟，一根接着一根。等我们注意到他时，派出所门口的烟灰缸里已经堆满烟蒂。

我感觉情况不妙，又退了一步，问那笔钱能不能未来算作刘良可的遗产？“毕竟领养子女与婚生子女在财产继承方面享有同等权利，刘良可百年之后，王安平也能通过继承遗产挽回一点损失。”

那一刻，我惊觉，整个青春期，我的记忆好像都没有离开过这道猪肉炖粉条。

那年的毕业分配，因为当地教育局的原因，晚分了半年。这半年里我如坐针毡，父母也跟着上火。家里有个做校长的亲戚，为了我，父亲一瘸一拐地去求人家。没什么礼物可送，就只带了妈妈亲手腌制的几样小咸菜。

有人坚称自己不可能有病，能吃能睡体力充沛，一定是医院弄错了；也有人会立马撕了体检报告，丢下一句“不用拉倒，有没有病不用你们操心”后扬长而去。

王安平说，自己之前打工攒下的所有钱都在刘良可那里，共有12万，原本是打算用来和刘欣在城里买房付首付的。现在房子还没买，两人却走不下去了，他就想着把钱拿回来。一来离婚以后自己也不打算再回这个家了；二来这笔钱都是自己赚的，以后的生活还要用。但刘良可却不同意，说那笔钱都用来给刘欣治病了。王安平就和刘良可争辩，说刘欣这些年的医疗费都是自己另付的，家里的钱一分都没动。

虽然艾班长是被汽车撞倒，但当时是她闯了红灯，官司打起来情况并不乐观。而且出事时是在下班期间，她作为事故主责方，单位这边能够认定为工伤的可能性也不大。撞人的司机只在她入院当天留了5千块钱，之后就再也没出过钱，尽管单位垫付了5万块应急，但也是杯水车薪。

姚圆圆坐在台下微笑地望着他，眼神中竟闪动着少女般仰慕的莹光，而何经理也频频朝姚圆圆座位的方向点头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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