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康浑身一颤，挥手打断韦丽的话，说：“上车吧，好好服药，日子长着呢！”

接着，她又说道：“你是我的学生，我是你的导师，那我们就是利益共同体，你明白没？”

当时，她正在厅堂里翘着二郎腿嗑瓜子，脚下还踩着一本《后汉书》。见我来了，她把瓜子皮往地上一吐：“你们要收费贵，就算了。他在外头一年挣不了几千块，还要倒贴钱肯定不行。家里都是我在操持，有他没他一个样。”

结果和她同桌吃饭的人——从课长到职员5个人都表示——自己从未见过请育婴假的同事，不太清楚。学姐在无法预见自己未来10年的情况下，经过一番思索，决定递上辞呈。最后自然也招来其他人无情的调侃，说一些“这就是为什么最好别用女性”之类的闲言碎语，学姐则反驳道，就是因为这社会老是让女人做不了事才会如此。

小时候，家里最好的东西总是优先给弟弟，她和姐姐只能享有剩下的食物；上小学时，被邻座男孩欺负，她哭着向老师倾诉，老师却笑着说：“男孩子都是这样的，愈是喜欢的女生就愈会欺负她。”上了中学，常要提防地铁、公交车上的咸猪手；在学校也不能掉以轻心，也有男老师喜欢对女同学动手动脚，可她们往往都会选择忍气吞声。

2002年，据说吴老四每月给蒋贵的工资就已经开到了2000元，而彼时大学毕业的我，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每月也不过才600多块而已。村里那些四处打零工、站桥头的人知道蒋贵的收入后，都咂着嘴、羡慕地说：“看看人家老蒋家，可真有眼光啊。要是早知道如此，我也去老吴家提亲了。多认识那几个字，又当不得饭吃，有个什么鸟用？”

当时孙红卫接触的伪基站设备还是“第一代”，前身是以色列军方研制出的一种即时通讯设备，机器个头硕大，仅能覆盖50米左右的范围——也就是说，只有方圆50米内的手机用户才能接到伪基站强制发送的短信。

前几天，我突然接到老妈的电话，说让我们几个陪她去医院探望萍嫂子。我这才知道，萍嫂子不仅和威哥离了婚，还被气病了。

直到现在，依然没有任何有关“房改”的新消息，油田房产的登记工作也本着“由易到难”的原则缓慢地进行着。无数跟我一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房主草草签了单位要求的各种手续材料，虽然价格极低，却也毫无办法；而一大批和小美一样的职工，坚持“不签字、不同意”，并等待着油田和北城市的新政策。

老康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地方不大，但挺干净，桌子上除了写字那一块，堆满了书。

李老师头抬也没抬：“那有什么麻烦的，你慢慢报就是了，不着急。”

出来的时候，我整个后背都湿透了，在门口等待的室友赶紧扶我回宿舍，到了宿舍，我直接瘫在了椅子上，好久才缓过神来。之后，我在宿舍待了好几天都没出去。

这话一出，参与讯问的蒙古族民警气得脸都变了色，可陈文静却继续说道：“没想到，你们这么敬业，我刚来才第三天，就被你们抓了。”

进房间后，黎南松朝床上的婶婶鞠了个躬，天气炎热，尸体已肿胀变了形，他试了几次，寿衣都穿不上。

坐位体前屈，大三大四的及格线要比大一大二多个5厘米。只有50米跑的时候，大三大四的学生达到及格线的用时要求比大一大二少0.1秒。

“你一个南方姑娘，来到我们这漠北苦寒之地，冷得受不了吧？这得一天给你多少钱啊？”肖队长把热水放在陈文静面前，“来，喝点暖和暖和……按照你发送的短信条数，法院判决应该是3年左右……”

我摩挲着酒杯，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饭菜的热气在我们之间缓缓上升，朦胧间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二老的恶趣味，反问道：“就你俩这年纪，应该问离婚了我要谁吧？”

那时，班里绝大多数女同学都戴着套袖，防磨防脏，而班里30多个男生，宁肯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也绝不戴它——只有戴着两只蓝色套袖的蒋贵例外。

面子毕竟不能当钱花。后来，蒋贵他爸白天也出来捡拾废品了，有好几次，还为了一个矿泉水瓶，和几个同样拾荒的老太太争吵起来。

本文选自磨铁出品《82年生的金智英》，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已获得授权。

韦丽的“努力”不是说说而已。面对工作，她没有怨言，生怕别人说她不勤快，经常主动要求护长委派任务。护士夜班是常态，大部分上了夜班的护士，巴不得立刻回家睡觉休息，但韦丽上完夜班，白天还要跑去参加院内院外的培训。

来自阳江市的信宏，在白石洲住了十几年。九月底，他连着店铺和装修工具，全部搬到了宝安。“离白石洲越远，租金受影响程度就越小，我没有小孩，不用担心孩子上学问题，不用去抢租附近房源，所以搬远点也无所谓，这样同样两千租金，还能租到两房一厅。”不过搬到宝安后，他的生意受到了很大影响。

过去会将比较难伺候的客户分配给金智英和姜惠秀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并非因为更信赖她们，而是没必要把比较有可能长期留在公司服务的男同事逼得太紧，叫他们做苦差事。

两个月后，老苏头病情稳定，他儿子一家三口来接他出院。办好手续后，老苏头把韦丽叫到床头，脸上有喜色，指着旁边的一个年轻小伙子说：“小韦，这是我孙子小承，都是年轻人……”

我跟老康的交流也少了，于我来说，我也不知道该用哪种情绪面对他。可能时间久了之后，我也会像大部分老同志一样，对老康，只是觉得可惜，但一言不发。

年末，赶上卫计委对她单位的年终考核。院长亲自来了一趟档案室，带了几件礼品，求着她说：“院里年终考核有困难，你能不能找找你公公……不不，苏xx去沟通一下。”

2016年3月底，一个男人欠了长条2万块赌债，久拖不还，不敢露面。长条拿着菜刀挟持了男人的父亲和儿子，限男人2个小时内带钱出现，不然就以命抵债。

几天后，金智英接到面试落榜通知，她不禁感到遗憾和困惑，难道是因为最后那道题没回答好？最后她实在忍不住，决定打电话到公司人事部询问。

办案民警没接他的茬，只是讯问起关于伪基站的问题，孙红卫很配合。

我后来没有把这些告诉黎南松，反而安慰他，说乡亲们都在替他说话，说他是个勇敢的人，希望他能早日出去。

“我老家的人，很多都是做这个的！不骗他们，活不下去的。”陈文静终于说话了，她对发诈骗短信这事没有丝毫愧疚，“被骗的人，都是傻子，我能挣傻子的钱，这是我的本事！我知道会被判刑，可发短信也会判得这么重？！”

面对这句明显威胁的话，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点点头，开口向她道歉。

这不是在老一辈中才有的事情。和金智英年纪相仿的女性友人，也经常分享自己第一胎是女儿，所以即将得知第二胎性别时特别紧张；因为第一胎就怀了儿子，在公婆面前可以抬头挺胸走路；得知怀的是男孩之后，也可以尽情地买一些昂贵食品来吃等……大家都以稀松平常的口吻述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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