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早年靠跑工地发了家，阿伟刚去的时候，还特地给舅舅买了两包烟。可说是外甥和舅舅亲，但阿伟很清楚，自己家跟经济情况良好的舅舅家关系生分得很。

我坚持拉她去派出所报案，她却像王科长一样连连摆手，说自己就想安安稳稳开个网吧，“干啥去跟抢劫犯一般见识”。

阿伟很少出门了，偶尔出来，也只是去距离很近的大伯父家坐坐，抱一下堂哥的儿子。堂哥特别疼儿子，每当看着堂哥和儿子热乎乎的亲昵，阿伟眼里都闪着光。

在某大型黄金卖场，销售人员告诉本报记者，今天足金价格为398元/克，千足金价格为408元/克。目前有每累计消费3000元返30元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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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greenpeace.org.cn. (2016). 生猪粪便综合利用成本效益及所需支持政策分析.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www.greenpeace.org.cn/policy-analysis-utilization-of-pig-manure/ [accessed 12 oct. 2019].

父亲去借了钱，勉强帮阿伟家还上了5万的赌债。阿伟因为买房子不久刚用去了一大笔钱，还要供房，之前手上存的几万块也在过年时被幺叔骗去赌光了，他执意给父亲写了张借条。第一次，阿伟在我们面前手足无措地哭了起来。

叔叔却不以为然，“这要怪啊，就怪委托人，又不是我们眼红要搞垮对方。”

我也心有余悸。这行固然赚钱，但若没有一个真正的身份，确实难以干得长久，只能小打小闹。那时候，我希望自己可以变得“高级”一点，最起码，不用害怕被人说是假记者。

分管深圳住房建设工作的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杨洪表示，深圳将严格控制用于出售的公共住房价格。

俊花婶子还是大嗓门，笑着对我说：“中午别走啊，婶儿给你做好吃的。”又转头问大明叔：“今儿个中午想吃啥？”

随后，他又“教育”起我来，“公安、纪委、检察、法院、宣传，这几个强势部门都不能得罪。而且，还要和这些部门的人搞好关系，见着他们都得客客气气的，递烟点火、倒茶赔笑。我们总有需要强势部门帮忙的时候嘛！还有，纪检部门可以随时找借口调查我们，政法系统也可以找个理由抓我们，宣传部门是专门管这块的，更是不好得罪……”

奶奶情绪越来越激动，“这娃儿简直是个白眼狼，大明受了一辈子罪，怎么最后落得个这下场……”

混乱中，我也挨了几拳，证件也被扯掉了。叔叔更惨，被保安踹了几脚，还被保安手中的钢管打了几下，躺在地下呻吟。

未来，神话集团还要设立“神话女性力量奖”，向全世界的女性榜样颁发证书、奖杯和奖金，“打造诺贝尔奖级别的影响力”。

许娜似乎挣了很多钱，“想过高端生活，每天都要自信满满。有本事的女人才能住豪宅、开豪车。”配图是手握方向盘的自拍，当然，不忘露出方向盘中间奔驰的标识。

老袁叹了口气，说能问的都问过了，没有学校愿收。他求我去学校帮袁谷立“说句好话”，也许学校会看在派出所的情面上，对袁谷立网开一面。

“这……是不是有点伤天害理了？”相比起之前的业务，这种做法一时让我十分难以接受。

叔叔却不以为然，“越是小的地方越好弄，乡下人没见过世面，一听说记者来了，就把你当领导。”

更重要的一点是，你们两个在这里撕，考虑到孩子的感受吗？你们对得起孩子吗？孩子凭什么要跟你们承受这一切？你们这两个半疯儿！

“知道了，我会更努力的……”阿伟的声音很快低落下来，看着他双眼通红、面色疲惫，略带落寞地转过身去，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话是不是说重了。

拼多多表示，存在于过去的问题不应该继续存在于未来，有担当的企业应该通过创造性地解决存量问题来寻求发展，和实现自身社会价值。

奶奶总说，有的孩子来到世上是来报恩的，有的孩子来到世上就是来讨债的。

“国栋你这是啥意思？大明叔这都是为了谁，不还是为了你吗？你反倒因为这些事儿记恨他？”

进病房看阿伟，他一看到我，脸就转了过去，努力藏起自己的那只手——手上用刀割的伤口还被绷带一层层包裹着。

在医院的长凳上坐着的那个下午，看着医院里来来往往的病人及家属满脸的愁态，我的心里满是惶恐。我甚至不敢开口问幺婶，不久前回家才见到阿伟，怎么突然就走到了这一步。

“从郭老师家出来，我毫不客气地跟她说，看看你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信息，你怎么现在变得越来越假了？她不屑地回敬了一句：‘你懂什么，那是公司的包装话术，没这些怎么吸引粉丝？’不过她也没生我气，回头还是会来找我，给我寄南京的小吃，大概也是知道我们这些老同学跟外面的‘那些人’不一样。”

等到11月的季度谈话，我没有像惯常那样把袁谷立叫到派出所，而是专门去了他家一趟。一来想看看袁谷立在家的真实状况，二来也反馈一下帮他联系学校的结果。

第一次见到国栋那天，我放学刚路过麦场，就被大明叔叫住了。他把国栋拉到我面前说：“这是你国栋哥，刚转学过来，明天你们就是同学了，咱两家离得近，你们可以做伴去学校。”

彼时我是某大型国企里的一名小科员。刚刚毕业参加工作时，老家的亲戚朋友都以为我这就算是在京城“站稳了脚跟”，可以一个电话解决看病求医、拖欠工资、考大学、找工作等等各种难题，不时与我联系，拐弯抹角地找我“帮忙”——但无一例外地，我都令他们失望了。于是渐渐地，也就没有人再来联系我了。

这一撤一设，既遵守了相关部门的规定，又避免了驻站人员变动，某种程度还提升了我们的地位——由驻省记者站变成了大区记者站——这也让我对自己的事业更加充满信心。

我投奔叔叔那天，从绿皮火车下来刚出火车站，叔叔便迎了上来——

“可是我们不是真正的记者呀，要是对方不理睬怎么办？”我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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