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多久，奶奶就带着刘俊花跟大明叔见了一面，她们事前约定好的，只要刘俊花一拿出手绢，那就代表没看上，我奶奶找个借口带她离开。

我当时满心羡慕秦可找了个“事少、钱多、离家近”的好单位，只把他的苦笑当成学霸的谦虚，恭喜了他几句，就聊别的话题了。

“可是我们不是真正的记者呀，要是对方不理睬怎么办？”我问道。

我到的时候，袁谷立正在餐桌上做题，见我来了，赶忙站起来打招呼。我拿起习题集，是一本文科数学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顺手翻了翻，大概做了一半左右。袁谷立说自己一直在家里复习，准备参加明年的高考。

9月4日15：00，广东、北京、上海、重庆、武汉等10余个省市的28个行动组同步行动，检查目标点27个，查获假冒华为、

我也去找过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他们也说郑强“生性顽劣”，从小就是有名的坏孩子。居委会的治安干事和郑强姑姑住一个大院，跟我列举了一堆郑强从七八岁开始犯下的“劣迹”，什么往厕所里扔鞭炮，偷邻居的自行车……但当我问能不能帮忙看管时，那位40多岁的女干事脑袋摇得像拨浪鼓：“管不了管不了，他这号人谁敢管？”

阿伟一听这话，竟然急了，“我都快好了，现在回去干什么，还不是在家发霉？妈你不要怪舅舅！是我不想休息，这点伤又算不得什么。”

我才第一次见识到，有了正规的采访证件、专业的摄像器材，再加上中字头媒体做招牌的名片，地方宣传部门都非常愿意配合采访工作。有时候，如果被采访单位不愿配合，当地宣传部门还出面进行规劝——这些都是以前我享受不到的待遇。

许娜找我，说想一起演个小品，我演一名含辛茹苦把女儿养大的妈妈，她来演正值青春期的叛逆少女——这是个女儿最初讨厌妈妈说教，经过一番波折，终于被妈妈的爱感动的故事。

“我喜欢这份工作，但是他们离得太近了。想想未来的日子都觉得无望。”

“可是我们不是真正的记者呀，要是对方不理睬怎么办？”我问道。

那次竞选前，班主任郭老师原来指定的临时文艺委员是同学们公认的“班花”蔡晓。蔡晓个子修长、皮肤白皙，说起话来也是温柔甜美的样子，许娜这一报名，大家都在背后窃窃私语：不是公然挑事么？她何必不自量力、选不上让自己难堪呢？

北大教授张志学曾对光华学院70位优秀学生进行了“青少年成长规划”调查，其中一项“家庭出身”显示，将近8成的学生都来自教师家庭。成绩优异或许是作为教师家庭孩子的某种“优势”。

离开之后，秦可就再也没转发过相关内容了，只是当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s市聚一聚，他就回复说：“不想回去了。”

奶奶情绪越来越激动，“这娃儿简直是个白眼狼，大明受了一辈子罪，怎么最后落得个这下场……”

从2008年往后的两年间，公司业务越做越大，我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了——什么钱都敢要，什么钱都要赚，甚至连老百姓上访的集资款也敢漫天要价。

李国庆在离开当当后，便参股了其创办的水晶区块链科技（海南）有限公司。资料显示，李国庆1964年10月出生于北京，1987年从北京大学毕业，1989年开始经商，1996年在美国认识了俞渝。按照俞渝的说法，他们两个人相识3个月便结婚，相识6个月便怀孕，然后在孩子一岁多也就是1999年创办了当当。

聚会上，秦可妈妈总是能把话题绕到儿子身上：“小时候很乖、很听话，现在开始叛逆了”。而秦可的表现确实很“叛逆”，他妈妈让他给给全场长辈们敬酒，他总是坐着不动。有一次被逼急了，还直接把自己的杯子倒扣在了桌面上，场面十分尴尬。

自我识事起，幺叔的花名在我们那一带就如雷贯耳——“毒瘾加”。

我考上大学那年，家里摆席请村里人吃饭，那几天，大明叔一直在我家帮忙，等宴席结束客人都散了，他把我拉到一边，从兜里拿出一张皱巴巴的100块。我记得很清楚，那张钱潮乎乎的，估计被他攥在手里很长时间了。我推辞说不要，大明叔就硬把钱塞到我手里，“臭娃要去北京了，好好学，以后当大官。”

旗舰店也参与了“双11””促销。本报记者查阅该旗舰店首页发现，各类活动已经标注在页面的最醒目位置。

尽管之前看过云青发给我的真人照片，可我仍然有些吃惊：眼前这个面容疲倦、身材臃肿的许娜，真的和朋友圈那个“上官娜娜”是一个人吗？

许娜露出颇带优越感的神色：“嗨，就自己当老板呗，每天都累得要死。”

当时戴方维就站在我身边，他轻轻嗤笑了一声，那道气息飘在空气里宛若游丝，让我莫名为许娜感到有一点惋惜。

很快，他就把“实习押金”如数退给了袁谷立，打架一事也没再追究。倒是老袁执意要塞给酒店主管2000块钱“买营养品”。等酒店主管走了，我问老袁为啥要这样做，他说就算是“封口费”吧，“让他别在外面乱说”。

等俊花婶子去县城后，大明叔就又一个人了，年纪大了，人也懒了，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一直到2018年6月，大明叔在地里跟别人聊天的时候突然晕倒，醒来吐了很多血，才去医院看的病。

“麻烦啥，我包得快。我现在就回去，待会儿包好了给你送过来。多送点，你俩一块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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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用记者的身份敲诈勒索是我们工作的常态，那么，借此去中伤一个人、搞垮一个企业，则是公司更乐意接的业务。比如，某个局的副局长要扳倒局长，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帮忙——这时就轮到我们登场了。

上次在饭店的“警告”似乎对郑强的效果十分有限。他还在收账，常带着两个“小弟”开着辆斯柯达在辖区里转悠。我问他车子哪来的，他就说“公司”给他配的。

我一下警惕了起来，问郑强找你干啥？袁谷立说也没啥，就是让他跟着去“跑业务”，但他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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