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前不明白，这一刻才发现，这其实就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担心和等待。我告诉她，黎叔很快能出来，长条没有生命危险，伤情鉴定为重伤二级，警察在医院看着他。作为律师，我能为黎叔做的，一样都不会落下。在我眼里，还有很多人离不开他。

“那赵大爷家怎么办？他名下也有两套房子啊，他自己一套，小赵一套。总不会他们老两口也离婚吧？”我半开玩笑地问道。

签完字，接下来就是专家的咨询表和演示稿件了。这个我已经有了些经验，无非是写材料而已。这次研讨会主要是探讨区域研究问题，对于那2个未与会但又需要报账的教授，我自己搜集资料、制作演示大纲，并在专家意见栏上让室友写了几句点评，然后，去网上找到这两位教授以前外出演讲的照片，找室友帮忙p时间、地点和标题，打印出来，如此，就算完成了。

我一时记不起黎南松是谁——其实老家好多人我都不认识的——他们就告诉我，只有警察过来调查的这两天，大家才正儿八经地喊他名字：“就是那个头脑不正常的背尸佬，作孽。”

）的时候，跟一些病人聊天、询问病情。病人们自然是很欢迎——因为封闭病房的医生很忙，每天查完房后还要面对整理病历、调整治疗计划等繁杂工作，不可能像老康这样专门抽出时间开导他们。

之后的数年里，蒋贵的二妻哥、吴书记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因为蒋贵他们村紧邻城区，所以最先被围田修路。路通后，开始招商引资，陆续引进了多家企业。

好在蒋贵不怕吃苦。后来每年4月到9月，作为吴老板方的监理人员，蒋贵每天都会戴着红色安全帽，到正在施工的基建工地，细细查看工程进度。风里雨里，爬高蹬低。到了10月，天寒地冻，施工无法再进行时，蒋贵就会和发小一起，四处收购刚刚收获的土豆和胡麻，送到乡里的粉条厂和榨油厂。每每送货到厂时，对方都会笑脸相迎，并为他们泡上一壶好茶，再敬上一包好烟。

虽说学校也是出于督促学生锻炼的目的，但从中国学生开始上学起，体育锻炼的时间就不断被挤压，高中更是如此，不少学校的体育课被语数外等“正课”轮番占用，体育课也基本形同虚设。

我早就知道很多高校的导师会把研究生当作免费劳动力，所以心里已有准备。但李老师这么开门见山的，还是出乎我预料，我只能礼貌性地向李老师点了点头。

韦丽初生牛犊不怕虎，她鼓起勇气，对护长试探着说：“要不我去？”

后来，韦丽一连两个星期没有下大院。病房里同事讲，她整日胡言乱语，有时候说自己是“武则天”，该“母仪天下”，有时候又说“医院管理太乱，应该聘请她当院长”。那段时间老康 “普度众生”的业务，也做得不怎么用心，时不时半路撤退，回答也心不在焉。他在病人里的“口碑”第一次出现了下滑：“康老师脾气大了嘿，不理人了。”

清租伊始，白石洲的造富传说就迅速蔓延开来，流传最广的莫过于，白石村要诞生1878户亿万富翁了。

那天傍晚，金智英接到了先前面试的一家公关代理公司的来电，通知她面试过关了。之前她所承受的无力感和自责，早已像玻璃杯里满到不能再装的水一样，只是一直硬撑着。就在听到话筒那头传来“面试通过”的瞬间，她终于难掩激动的情绪，流下了眼泪。

听村里人说，那一次，黎南松大气也不敢出，在一旁紧紧拉住妻子，让她少说两句，东西砸了就砸了，等长条气出够了，自然就会消停。

其实大部分的员工聚餐都是不必要的，经常性的加班和周末工作、出差等，也都是人力不足引起的，增添人力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申请产后休假或停薪留职也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她却总觉得是因为自己导致其他女性员工的权益也备受影响，害得其他女性不敢使用这些假期。

当时与电信运营商合作发短信的价格是每条1毛钱，而孙红卫的伪基站发短信每条只收1分钱，推销广告成本很低，对商户来说，几乎可以算是“白送”。于是，一夜之间，孙红卫在小城就出了名，各行各业的商户、企业都来找他“合作”。孙红卫跟每个商户、企业依旧会认真开具“合作协议”，还会开收据——当然，这些协议和收据，也都成了后来给他定罪的重要证据。

明明这些事情都早在自己的预料之中，金智英依然难掩失落。郑代贤拍着她垂落无力的肩膀，说道：“等孩子大一点，我们再偶尔请保姆帮忙照顾一下，或者送去幼儿园，然后你就可以读你想读的书，或者找其他工作，趁这个机会或许还能转行做点别的事。我会帮你的，放心。”

他被捕时55岁，名下有两家餐馆，座驾是奥迪a6，住在市中心最贵的商品楼盘里，还把女儿送去了英国留学，就连平日里抽的口粮烟，都是100块一盒的“冬虫夏草”——这些，全是他用伪基站挣来的。

到了2018年，油田内部开始流传说以前的“福利房”要全部移交给北城市，再由北城市统一办理房产证，以后这些房子就可以跟商品房一样自由买卖了。但是，老爸老妈不知道从哪得来了一条小道消息，说不管户主的房子是以何种渠道购得的，北城市要求一户人家名下只能有一套油田的“福利房”。

办案民警没接他的茬，只是讯问起关于伪基站的问题，孙红卫很配合。

转钱的时候，师弟还发微信问我：“师兄，上次李老师说按照科研参与的成果大小，再将钱发给我们，是怎么个评价标准呢？按写的材料多少，还是发的论文等级？”

我心里舒了一口气，但又有点郁闷——审核人员这是怕我背着导师报假账装到自己的腰包吧。不过好在电话打给李老师后，这笔账就顺利地报了下来。

“我很难过，”说到这里，韦丽眼睛有些红，“我也不懂我到底该是个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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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履历优秀的老康，现在还在开放式病区门诊做值岗医生，接待刚来就诊病人，顺带解答简单的问题，若是病人病情严重，便交由更高一级的医生去处理。这种没有什么难度的闲职，不得不让人对他早年的那些传言浮想联翩——轻则说他脾性倨傲，目中无人，与一般同事不和睦，被领导不待见；重则言他收受巨额红包，倒卖医疗器械。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他，心里又有些愧疚。跟室友商量来商量去，我最终决定跟师弟坦白，于是回复道：过两天出来聊聊吧，具体情况到时候再说。

2018年，油田改革进入到了一个新高潮，学校、社区准备全部移交给北城市，油田内部的“福利房”也不例外。

黎南松说他母亲常年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待在家里便会反复发作，说“四方盒子压住了她”，用手掌劈墙，拿头撞门，也从不去厕所，随地大小便，还有几次差点烧了房子。前妻也是因此才离家出走，后来双方协商离了婚。

碍着情面，老爸答应下来不再插手大哥买房的事。可就在这个时候，赵大爷一家突然又不要那套学区房了，不仅如此，他家还迅速买下一套学区之外的“福利房”。虽然那套房子价格比学区房便宜一半，面积也稍大点，但考虑到日后孩子入托上学的问题，确实不能说是一套好房子。我老爸百思不得其解，但由于不是自家的事，也不好继续打听下去，这个谜团直到我结婚后才解开。

饭桌上，老苏头有一搭没一搭跟韦丽闲聊，其他人低着头吃饭，一言不发，气氛有点闷。

韦丽被送来的时候，因为苏家的背景，院里很重视，安排了专家组会诊结果出来后，让老康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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