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福山没多问，但后来才明白，吴永宁有些朋友圈应该是屏蔽了他。

这次我不打算在网店平台上接单，而是选择到各学校的论坛和贴吧上发广告。一开始，每发一篇都会因为“含有敏感词”而被系统删贴，后来，我尝试将敏感词用拼音或同音字替代，尽管发文成功后几个小时内还是会被管理员发现并删除，但由于论文代写的需求实在太旺，在广告得以“存活”的短暂时间内，还是会有客户找上了门来。

我忍不住打断他，“你咋能这么说大明叔呢？！他养了你这么多年。”

那天，我正在和一个客户吃饭。这个客户是一家装修公司，被某个单位拖欠装修款30多万。席上，我和客户约定好了价格，准备第二天给他操作。可一早起来，手机里面就突然弹出陈被抓的消息。

2010年，叔叔的二手雅阁换成了奥迪，手机也升级到了诺基亚n8，我也买了一台雪佛兰。那时，公司的业务早已不再止步于家乡小县城，隔壁几个县我们都在大力开拓。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假记者。

学生带着哭腔说：“导师已经找我谈话了，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毕业……你能先把贴子删了吗，我付给你稿费，但是我的零花钱大部分都给了那个骗子，只能给你200块，可以吗？”

再次点开许娜的朋友圈，原来她已经转战微商，卖起自己代言的面膜来：“新生代歌手上官娜娜倾情推荐，原价369元一盒，限时特价99元买二赠一，采用瑞士最新研发技术，赋予肌肤阿尔卑斯雪山的能量……”

那天，俊花婶子一直坐在地上哭，一边哭一边骂，不骂国栋，也不骂大明叔，只是骂自己命不好。也难免，自从住到县城，俊花婶子每次回村都四处跟人显摆，说还是在县城住着好，“冬天暖和，外面下着雪在屋里只穿秋衣秋裤就行”。可这一下子又被赶回去了，心里感觉憋屈。

关于吴永宁案的判决，几份判决书都很长，里面有几句，也是当初法官认为可能引起争议、但又是他们很想表达的话——

当时，我们村小学卖的冰糕有3种，第一种是1毛钱1根的，大部分学生都吃这个；第二种是2毛钱1根的水果冰糕，吃的人相对比较少；第三种是5毛钱1根的奶油冰糕，冰糕棍做成了一个小熊爪子的形状，这个就更没什么人吃了——5毛钱对农村孩子来说，不是谁都能掏得起的。

长沙一役，让叔叔觉得很没面子。自此，超出本县以外的业务，他便不愿再接了。

蔡晓靠家里出钱，在县里开了一家服装店，和我们当地一个富二代谈着恋爱，可富二代却绝口不提结婚。除了她，还有别的女朋友。蔡晓断想断又断不开，浑浑噩噩地享受着那个男人的温柔和欺骗，过一天算一天。

“可是我们不是真正的记者呀，要是对方不理睬怎么办？”我问道。

国栋在县城开店的第二年，就认识了一个县里的女孩，叫陈莉，两人处了不到半年就准备谈婚论嫁了。但结婚前，陈莉提了个要求，婚后不想跟国栋的父母住在一块。婚事临近，国栋就提出让大明叔和俊花婶子回村里去住，就这么把两人又赶了出去。

当然其中也有遗憾，比如一直都没有固定的男朋友，不过她对此也表现得非常洒脱：“让我的高傲配得上我的单身，优秀的女人一辈子都会有向男人说‘不’的勇气！”

长痛不如短痛。希望这一次与猪的“失恋”，是为了下次相逢时，我们都能更成熟地面对彼此。

养殖户只能考虑对粪便储存利用和对外销售等，来尽可能从猪的便便里捞到钱。

奶奶感叹，俊花婶子一辈子没个主意，这一次，铁了心要给大明叔治病。为了凑齐手术费还准备把村里的宅基地卖了，国栋知道后又不同意了，跟俊花婶子狠狠吵了一架，俊花婶子扇了他一巴掌，骂他：“你凭啥拦着他治病，这么多年他少你吃了还是少你穿了？没他你能住现在的房子，没他你能娶上媳妇？你小时候他给你卖过血，现在你还要他的命吗？”

戴方维有些尴尬地望着云青，他不想伤许娜的自尊，也不想给她希望，云青会意，便过去拉住许娜：“别说了，我们都知道的……”

电梯门打开，他继续上楼，到了一处平台后，开始顺着栏杆攀爬。他的gopro挂在头部，边爬边说：“我x，这什么栏杆，晃得很。”

“这个神话集团到底是干嘛的？不会是玩儿诈骗的吧？”私底下，云青多少有点为许娜担心，可又忍不住揶揄一句，“现在她也算是国际名媛了吧，我替她瞎操什么心！”

当时戴方维就站在我身边，他轻轻嗤笑了一声，那道气息飘在空气里宛若游丝，让我莫名为许娜感到有一点惋惜。

2019年春节前，我跟随法官一起到了长沙，到事发现场看了看。春节之后，2月14日，我们又一起去了北京市顺义区某产业园。

一次学校举办班会活动比赛。郭老师嘱咐我们一定要拿出精彩的节目拔得头筹。

汉能现在最需要的是雪中送炭！借此机会，我也想请大家和我一起，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积极传播正能量， 同时也向社会公众、有责任感的媒体及有识之士传递汉能发展的正面信息，取得社会各界及大家的理解，共同支持 汉能的事业。此时此刻，也是考验我们大局观、责任心的时候，也是考验我们的意志、品格的时候，更是考验我们识人用人、彼此信任的最好时候。

直到2018年9月9日，北京互联网法院成立，专门受理涉及互联网平台的11类案件。吴永宁的律师选取了7家在北京的短视频平台进行起诉，终于在2018年11月底被告知：立上案了。

俊花婶子思前想后，当天就找到几个本家，说无论如何也要把宅基地卖了，求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人想买，价钱可以比别人低点，但是要快，年前就要去北京。

国栋在家嚷嚷着，说“想挣点钱还是要自己当老板”，还是大明叔，拿出了一辈子的积蓄，在县里给国栋开了家干果店，还买了套房。一家人都陪着国栋搬到了县城，大明叔平时就帮忙照看着干果店。

冯福山说，他和儿子不在一个车间，但住一个宿舍。那是一段父子难得的互相了解的时光，冯福山听好几个工友表扬过吴永宁，说孩子脑子转得快，动手能力强，一个人能干三个人的活儿。但也说，“你这个儿子要好好管一管”。再追问，原来大家都觉得吴永宁有些浮躁，“就我们这个厂子，他就来了3次”。

我相信大明叔什么事儿都知道的，我也宁愿相信，走到生命尽头，他是原谅了国栋的。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代写业务的开展变得更加隐蔽，为了避开平台对敏感词的监控，中介改用图片形式进行发单，在谈业务的过程中，也非常谨慎地用其他词语代替敏感词，比如“灭虫”代替“降重”，“论语”代替“论文”等等。

做了一段时间的“降重”后，我摸清了套路，开始学习“组稿”，没多久，我就可以独立完成整个论文的代写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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