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很多家长也愿意买单，而且补一科两科不算什么，补全科才到位。在北京，新东方开设的暑期全科补习班数量高达15870个，因为全科补习基本为一对一上课，所以课时均价也高出不少，均价为379.3元，远远超过单科补习的价格。

除此之外，他还能在每天运送垃圾的司机身上刮点油水——哪辆车能进哪辆车不能，全凭管理员的一句话，运送的垃圾里偶尔掺杂点不合规的类别在所难免，要是管理员较起真儿来，也是按规矩办事，司机也没办法。司机们为了减少麻烦，隔三差五给老徐打点些烟酒就再正常不过了。

“这个‘c类业务’，就是这种无产权房，亦或是小产权房的交易。”

一个犯罪团体竟然敢打110报警？我正想问，孟百灵却紧接着告诉我，从2014年7月开始，也就是从她刚在前台工作的时候，来公司要求退款的客户就开始暴增，有时候一天能有十几个。面对这些气势汹汹的客户，之前的前台已经受不了辞职了。

在这座东北城市，晚上10点以后路上几乎就没有行人了，有些背街小巷甚至连机动车都见不着，那段时间，就只有环卫工人推着人力三轮车在街边巡视。车的扶手处绑着一根竹竿或细长的木棍，用来支起不停闪烁的夜间警示灯。有些工人还会在旁边系个方便袋，放置从家里带的馒头或大饼，饿了就咬两口。他们穿着夜光马甲，肩上别着爆闪灯，来来回回，像是城市夜晚孤独的守护者。

艾班长命是保住了，只是右边半个身子完全不能动，也不能说话。短短3个月，艾班长的老伴头发全白了，眼神游离，说两句话就要深深叹一口气。

林晓心里难受，声音有点颤抖：“新人就是会害怕，怕得罪人，更怕得罪领导，以后被收拾……”

第一名当然是吴前，第二名是个名叫李翠的女经理。趁吴前不注意，我拿出手机给照片墙拍了照，随后就跟着他往外走。路过前台，孟百灵又笑着对我说：“工作要加油哦！”

办完入职手续，吴前作为我的“师傅”就要带我出去“跑业务”了。路过公司大厅，墙上挂着“光荣榜”3个大字，下面贴着15男7女共22张照片，我仔细看了一遍，几乎都在赵艳玲给我的嫌疑人名单上。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应届大专毕业生，还有6个中专生和一个高中毕业生。我在办公室并没有见到他们，应该都在外边“跑业务”。

久而久之，两人就熟络了起来，何主任有时候在办公室里开玩笑：“高圆圆——哎你看我老是叫错，你俩长得特像！”

这座城市有一南一北两处垃圾填埋厂，尽管当初是把两个村子全部迁移腾出的空地，也依然满足不了这座城市每天的垃圾排放量。但垃圾总要处理的，于是就有很多餐饮商贩和加工厂把目标锁定在了垃圾压缩站。

遗书中，王安平详细讲述了自己这场失败的婚姻、以及对刘良可一家的愤恨，并说杀死刘欣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刘良可。

我也参与了抓捕。在给吴前戴手铐的时候，他就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我又向经侦民警打听孟百灵是怎么处理的，经侦民警告诉我，孟百灵自述没参与诈骗，其他嫌疑人的笔录也印证了她并不知情。

我要过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确实只有两处软组织挫伤，并无大碍，抬头看了刘良可一眼，心里嘀咕了一句“真他娘过分”，便把他带去了办公室。

“既然离婚都可以接受了，还要查什么呢？”我脱口而出，但说完后又觉得有些不妥，问他是不是在考虑到离婚财产分割比例的问题——现行婚姻法规定，有过错一方需要在离婚分割财产时给予无过错方一定补偿——“如果是那样，就赶紧找个打离婚官司的律师，他们会给你相关的建议，不要自己瞎琢磨。”

等了两天，开除鹿班长的通知仍未撤销，周科长又打电话过来，态度180转变：“既然是开除员工，那就该赔偿赔偿，该领失业金领失业金，按正规流程走！”临了还提了句，劳动监察大队要下企业抽查，“你们单位应该也在名单里”。

入冬后的第一场雪很大，在单位院内除雪的时候，一位70多岁、穿着枣红色棉袄的老太太带着一位40多岁的女人踉踉跄跄走过来，说是街道主任推荐来这里，应聘小区的保洁。

从那一年开始，王安平一共花了七八万，钱到位了，治疗效果也就有了保障。这几年刘欣脸上的胎记明显消退了不少，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了。

初中毕业，王安平成绩不错，本想继续读高中，但就因刘良可说了一句“幺妹治病需要钱”，他便主动放弃了读书的想法。16岁外出打工前，刘良可只对王安平说了句：“以后赚钱了，别忘了在刘家吃过这么多年的饭。”此后，王安平便将自己的生活必要开支以外的钱，全都寄给了刘良可。

律师却说，“什么都没法算”，一来王安平早就拿不出转账记录之类的证据了，二来其中还有大概7万多是以现金形式交给刘良可的，现在根本没法证明。

姚圆圆坐在台下微笑地望着他，眼神中竟闪动着少女般仰慕的莹光，而何经理也频频朝姚圆圆座位的方向点头示意。

刘良可四处托人给刘欣介绍对象，但大家看到刘欣的相貌之后纷纷表示，难度确实挺大。

王安平当时吃了一惊，赶忙推辞，说自己从小就把刘欣当姐姐看待，从来没有动过这方面的想法。

环卫工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辛苦，班长就更辛苦了：每天要比工人早到晚走，安抚好每个工人的情绪，记录点位出现的问题，做临时突击，巡视作业安全，还要顶着上面领导施加的压力。出事时，艾班长手里还拿着开会的笔记，盘算着下午上班时要跟工人们强调的问题。身体本就疲劳，再加上精神不集中，过马路时并没有注意到对面亮起的红灯。

王安平说，对方叫刘良可，65岁，身份有些特殊——既是他的“父亲”，也是他的“岳父”。

她把蒋乃夫叫到走廊一角。蒋乃夫在我们面前飞扬跋扈的劲头，在她面前一点也没使出来，就老老实实地跟着出去了。

今年3月，老邹说腿疼，跟班长请了3天假，假期过后却仍不来上班。班长打电话询问，也一直没人接听。直到几天后，老邹突然拄着拐杖来到单位，称自己受了工伤，需要手术，家里拿不出钱，要求单位垫付。

面试时，带着南方口音的经理曾跟我说，想找个性格泼辣点的女孩子。当时我以为他是有意刁难，可工作一段时间后，我也全然能够理解了。

姚圆圆坐在餐厅灯光下，褪去办公室里凌厉的气质，仿佛换了一个人，像一朵粉色的百合花，周身泛出淡淡的柔和光泽。她非要喝酒，起泡酒的瓶塞“砰”一声弹出来，她压在心里的话也咕噜咕噜地冒出来。

老邹是垃圾清运部的司机，是在环卫体系里工作了20来年的老人了。

买房是多少辛苦在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的终极梦想，为了一套房子，甚至搬出了父母的一生积蓄，却就这样被这些无良中介骗得精光。我强忍着愤怒，继续问道：“吴哥，您就没想过，这要是诈骗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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