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天都要不断重复同一个动作：双手撑在一根条凳上，双腿弯曲往地上用力一蹬，同时收腹、弓背，向着天花板猛踹腿，一次做几十个，重复无数次，一天一天练下来，直到有一天，就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变轻了——当然，只需要一个周末不练习，就会让已经变轻的身体回到起初的沉重，只有通过力度更大的练习才能再一次轻盈起来。

最后一个见过王安平的人是邻县的一名船夫，他说3月19日下午，自己曾载着一名身高体型与王安平相似的男子渡了江，但从衣着来看，又不像是潜逃的杀人犯——因为那名男子穿着崭新的衣服，满脸幸福地对他说自己要渡江回家，去看望多年未见的爸妈。

在大楼第一层剩下的几间店铺里，霍姆斯安排了好几项不同的生意，包括一间理发店和一个饭店。在城市电话簿上，霍姆斯的地址上还列着一位名为亨利?d?曼的医生的办公室，这大概是霍姆斯的有一个假名。这个地址还列着一家“华纳玻璃加工公司”，显然是霍姆斯成立的，他打算进军一个突然崛起的新兴行业——大型玻璃板制造和塑形。市场目前对这一行的需求量很大。

暮色缓缓垂向大地，单调的“咔哒”声中，卧铺车厢橘黄色的灯光倏然亮起，我开始跟赵哥慢慢讲起火车站外我家店面的邻居秦大姐他们几人——他们是别人眼中的奸商和打手，后来因为贪心不足遇到了真正的诈骗犯。

“那充电宝做工还挺像模像样的，里面装的是沙子？那为什么我刚才试的时候，手机还能充电呢？”赵哥问我。

被打的人是王安平的岳父，我问蹲在地上的王安平怎么回事，他沉默不语，好像还在气头上。我拍了拍他肩膀，说在这儿不愿说算了，反正也要去派出所，回去说吧。

在去恩格尔伍德的列车上，他看起来气色很好，心平气和，仿佛刚刚骑了一英里又一英里的自行车。

但最终让王安平下定决心的，还是刘良可的一句话——“你毕竟姓王不姓刘，咱们之间还是隔着一层纱的，你真要和你欣姐结了婚，咱就成了正儿八经的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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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年初，霍姆斯再一次自己操刀，计划对房子进行必要的修改。不停解雇工人的方法再次奏效，显然没有任何一位工人报警。

学校食堂是一个临时搭建的红砖房，厨房和餐厅之间的两扇木窗只在打饭的时候才敞开，食堂里三位炊事员每天都恶狠狠地在小窗里大声骂那些吃了一碗再要一碗的男生，再发着火把菜勺扣在菜盆里梆梆作响。我从来没去添过第二碗。

老李离我最近，也赶紧走了过来，一把拉过刺头，“小伙子，别冲动……”说着就把刺头拉出了办公室。

富平和秦大姐各自从银行取出5万块钱，“老鼠”也准备拿出这大半年攒下的工资。3人合计，5万块钱在“木墩儿”那可以买到25万的“新货”，跑一趟来回就能赚20万，相比之下，去外地交易的这一点风险又算得了什么！

犹豫了两天，左右权衡，我听从了李建的建议。舅舅帮我交了3万8的学费，我和李建上了同一个培训班。

“我是倒数第一，没戏。所以就在咱这儿报了一个‘协议班’。交3万8的学费，考不上全额退款，等于免费培训，积累积累考试经验呗；真考上了，不退学费，3万8买个幸运多值啊！”李建说。

父亲气得握紧了拳头，准备教训一下妹妹。看父亲凶神恶煞的样子，妹妹也吓坏了，不敢下树。这时，继母推开父亲，转过身柔声地对妹妹说：“好孩子，别害怕，慢慢下来，妈妈在下边接着你……”

我自然不肯再参加培训——现在的培训班拉长了教学战线，一直要学到应考前一天，那是得请长假的。要是考不上，还会让同事看笑话。

小力结婚时，父亲也曾竭尽所能帮助过他。平时，小力夫妻也会经常来看望妈妈，和我关系不错。只是，他家住得远，远水不解近渴。

再一次经历全封闭面试培训，结果，李建面试居然被第二名反超，而我，根本没有反超的运气。

说完这些话，同事拍了拍我的胳膊，说他俩这事儿就这样吧，“处理完该咱处理的事情，其他的咱也别多问了”。

李丽又在我耳朵边唠叨着：“我就说吧，刺头不能留……还不是老样子。”

关心我的亲朋好友，要么打电话询问，要么自己查看了面试名单后来安慰我：

成绩公示的第二天，此前“相中”我的宣传部领导就打来了电话：“这回你们主任留不住你了吧？先来宣传部上班吧，公务员入职后再办借调手续。”

当时嫂子没在家，妈妈的举动被村里人看见，赶紧告诉了嫂子：“那不是你家婆婆吗？”嫂子急忙赶回去，见妈妈还在院门附近徘徊。

“估计是富平的路子。”一个被大家唤作老柴的店主高深莫测地吐出一串烟圈，“春运的时候，富平的招待所也开始用假的100元换旅客的真钱，有几次和旅客吵起来，还叫了‘老鼠’和老五他们过来平事。他又没来哪个店里收过假钞，肯定是有外面的路子。”

刚开始，每到半分钟左右，我就觉得受不了了。大脑发涨，从手掌到整条手臂的酸软疼痛逐渐升级，再到不受控制的发抖。有时手肘突然打闪，肘关节往外拐，人会一下就摔下来。可不管我和倪虹怎样求情，教练却一点不怜惜，只会说：中途掉下来，就加倍惩罚。

2015年下半年的国考，再次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学习后，报考统计局的李建以笔试第二进入面试，我却连第三的名次都没保住，直接被淘汰。

秦大姐一般就站在柜台后面，对着来往的旅客大声吆喝：“火车上水10块一瓶，泡面20块钱一桶！我这里对半价，现在不买，上了车别后悔！”

霍姆斯的新想法是把自己的大楼改造成一个旅馆，来接待世界哥伦布博览会的游客——旅馆当然不用布置得那么豪华，不过也足够舒适和便宜，能够吸引到一些特定的人，也让霍姆斯有充足的理由来购买一份大型火灾保险：他打算在博览会结束后烧掉房子，获得赔款，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开心的小福利，可以借机毁灭那些可能留在屋子隐藏的储存室中的多余“材料”。

尽管富平想了很多办法——雇几个妇女，成天在火车站出站口举着“平安招待所：热水、彩电、空调一应俱全”的牌子拉客，又大打价格战，房价一降再降，但招待所的生意还是渐趋颓靡，直到有次，他在酒桌上听到一个朋友谈起自己在广州火车站被宰的经历……

没等武金老师发话，我和倪虹就识趣地解下保险绳，脱下体操鞋，自己“卷铺盖走人”了。

好在团长在耳幕中聚精会神拉住了我的保险绳，保险绳不能过于松，松了就等于没保险绳；也不能过紧，紧了会使整个五连环铁圈失重而倒塌。我就在保险绳的庇护下，完成了倒立、含花等一系列动作。那5分钟在我看来，像几个世纪那样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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