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各类珠宝首饰、香粉胭脂也出现在女性的梳妆台上,成为日常用品。
那时,我们医院还只有一个妇产科;两年后,医院急速扩张,盖起了十几层高的门诊楼,我们妇产科被重新划分为妇科和产科;2006年,我们产科又分成了两个科;2010年后,分成四个科。
虽然早在19世纪末,就有了呼吁解放女性双脚的“天足运动”,可彼时缠足余毒仍在。
福叔坐在餐馆里望着窗外,满心焦躁。电话里曾和他一起创业的亲戚从巴塞罗那打来电话数落他:“不让你走,你非得走,你非得走!”
他说那集市太小,“吸收不了我的菜”。我压着火气给他分析,种菜要挣钱,就需要种些反季节菜,既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也要专业技术。他便回我,“我就种当季菜”。
精神专科住院部康复大院的病人自由活动时间已经快要结束,值守大院的老乌早已烟瘾难耐,他溜回康复大厅,将窗户缩得只剩条缝儿——免得被人看到——想着抽完一根,正好到病人回病房的时间。
当然,在福叔看来,在异国他乡打工,赚钱仅仅是生活的一部分,获得合法身份和社会认同才是一个打工者真正成功的标志。可对于一个来自中国农村的普通打工者,想要获得身份谈何容易?
后来,福叔得知一个亲戚家的朋友在瓦伦西亚做服装时,立马跟他联系,想去跟着他学做服装。彼时,这个亲戚的朋友每月已能赚到2400欧,这着实让福叔眼馋。
我瞅了一眼奶粉罐上的价格,真算是我参加工作以来见到过最便宜的了。
不过,他是真没想加入代考中介,因为就算去替考,不仅自己要负担全部风险,还要被中介抽四到五成的水,性价比上“颇有些不值”而已。“我那时候想,如果我自己找客户的话,一场考试我能净挣三五万。学生花费也没多少,只要小做个五六场,读研究生几年的钱就全有了。”明骏后来这么对我说。
大弟熟悉了这个流程后,就动起了心眼。一次,卸货结束,保管员数完签,他脸色阴沉地说:“不对啊,怎么少了一包?”
“哎呀,护士长,你怪忙的……”老人边说边把尿布和衣服收进一个大的编织袋子。
“根把的有什么要紧?”老乌叼着烟,颇不以为意,“两杆老烟枪,病房又不让抽,你让他们哪里憋得住?又不是天天给。”
大弟两口子在南方起初是怎么谋生的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很久以后,他们在一个夜市摆摊卖一些玩具百货之类的,生意还不错。
2018年2月23日,农历正月初八,刚刚下过一场春雪,寒气逼人,科里病人大多数都赶在春节前回家了,只有7个预产期临近的孕妇。
病房的接待室里,老郑在椅子上扭来扭去,颇为不安。他的儿子也戴着一副眼镜,手抓着膝盖,有些愤怒。
晚上,我们护士照例订的快餐盒饭,除去在护士站留守值班的护士外,我们当天6个上班的人全挤在一间狭小的护士休息室里吃饭。
这一年,福叔也在马德里买下了自己的房子——一套188平米带院子的大房子,总价18万欧元——这对于一个到国外打工的中国农村男人来说,就算是梦想成真了。房子装修好后,福叔的一家8口人都搬了进去:福叔、福婶、儿子、女儿女婿、外孙、侄子小谢和侄媳妇小凤。每到逢年过节包水饺,聚餐的人数会达到将近20人。
这些病人,大部分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情绪不稳定,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刺激就做出些出格的事来。出于安全考虑,只要他们不捣乱,慢慢地,医院对抽烟这件事,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年资老的护士都说:“又不是喝酒发酒疯,只要不是大张旗鼓地抽,就这样吧。”
今年4月中旬,晚上下班回到宿舍,我看到舅舅的未接电话,还有一条微信:“有急事,速回电。”
那时候,福叔爬电线杆的速度可能是整个县城里最快的。一次,各村子的电工聚到一起喝酒,酒过三巡,有人提议认真比比看谁爬电线杆的速度最快,果不其然,福叔真的是第一名。
“他养我?”老郑的儿子猛地捶了一下金属椅子,炸得房间里嗡嗡作响,他盯着老郑,“一住院就是20多年,你养的我还是我妈养的我,你说!”
二胎政策出台以后,科室的门诊量和住院病人都出现了井喷,入院率呈几何式增长,平时的46张病床远远不够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走廊两侧都会加床,最多时能加到60、甚至70张。多数时候,走廊中间只能留出一条仅供一人通行的小路。
“老乌,有些事咱们心知肚明。”随护士们赶来的李护长眉头皱成一团,话里有话,“但医院把大院分给你们康复科管,出了事,要负责任的啊。”
“能有啥变故呢?真不干这个了,再想别的办法,就是卖个青菜也比在农村强。反正是不回家种地了,地都送给别人了。”
“腹腔又出血了,昨晚和普外科主任一起做的手术,十二指肠穿孔了,把肠子截下一段。她还是持续地肾衰竭,继而各个脏器也出现了衰竭的症状,抢救了一个晚上。”
他又恢复了从前耍赖的样子,非要我借钱不可:“一个好汉还三个帮呢,干事业没人帮怎么行?”
2009年的太平村,出国早已蔚然成风:“出国第一人”小荣已在韩国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小燕在韩国也嫁给了一个有为青年;河表嫂刚刚踏上前往日本打工的征途,也为后来与河表哥的婚姻危机埋下了伏笔;老邻居大泉在苦苦等待了7年,终于获得了前往英国牛津打工的机会……还有更多人在为出国打工准备着。
老乌定定望着我,突然伸出两根手指,咧嘴一笑,说:“想知道不?”我赶紧“识趣”地从盒里拿支烟,殷勤地帮他点上。
在此之前,福叔是村上唯一的电工,和电线、电线杆以及电灯泡打了十几年的交道,每天都要全副武装地出现在村里,头戴安全帽、腰里别着安全锁和各种电笔、肩上挂着攀爬电线杆的大钢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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