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想关心他一下，毕竟，他也是50多岁的人了，想跟他说不要瞎折腾了，踏踏实实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有饭吃有衣穿就行了。至于借我的钱，我也没打算这时候要他还，多半就是做慈善了。

老袁一发火，老郑的态度立即变得端正，悻悻收起照片，不再炫耀。

我见老袁跟老郑，悄悄走到大院角落的花坛坐下，“老烟鬼”们假装散步，三三两两地，慢慢挪到他们身边围住——这是又要“吞云吐雾”。他们都直愣愣盯着老袁手里皱巴巴的烟盒，丝毫没有注意到我。

另外，还有直接表达在相亲中负面感受的“不想”和“不好”，这两个词加起来将近三万次。除此之外，“感情”也很重要，它出现的次数也超过了一万次。

日子在众人的“默契”里一天天过去，老袁老郑“赌金”的流向问题，我一直没空去找答案。

我一听也慌了——一个签就是一麻袋玉米，180斤啊。每斤玉米才赚1分钱左右的差价，刨掉运费，贩一车玉米也赚不来一袋玉米的钱！那还不亏了？

今年4月中旬，晚上下班回到宿舍，我看到舅舅的未接电话，还有一条微信：“有急事，速回电。”

“别废话！”李护长脚一跺，瞪着老郑，“我待会就打电话，叫你家里人以后别来了。”

在一旁 “假装忙碌”的我，憋着笑快止不住了。老乌用力地白了我一眼，偷摸着往外看了看，确认主任走了以后，放心地拿起刚才戳熄的半截烟，又准备点上。

曾春花在我们科住院的几天的时间里，不光我们护士把饭菜打包给她的婆婆吃，还有好几个住院的病人家属，也把吃不了的饭菜或者专门给他们从餐厅打来饭菜给他们。这样一来，也算为曾春花家节省了一些开支。

“可老郑打死不信呐！他觉得儿子还在怨恨，故意骗他，要让他死了回家的心。”老袁一脸无奈，“他不像我孤家寡佬。他想回家，当个好爸爸，好爷爷。儿子大了，由不得老郑，这个孙子，不就是他最大的念想吗？

我不信他的话，他就是不知物力艰难，图自己轻快而已——就像高中毕业时，母亲磨破了嘴皮子，说家里经济困难，置办东西不容易，让他把宿舍里用的被子、胶鞋带回来，他死也不肯去。

曾春花的小女儿因为母亲的营养不良，比一般的婴儿更瘦弱些，只有5斤多点。奶奶用奶瓶喂了她之后，这个孩子大部分时间也总是安静地睡着。她的父亲也会在曾春花偶尔清醒时，抱着她走到病床前，让她享受一会儿母爱。

“我尽量帮你考高，但说实话，我其实也没考过gre。万一结果不满意可别骂我啊。”明骏提醒说。

“嗯，能治就治，不能治就算了。”王辉的回答很平静，看不出有任何情绪波动。

老乌把烟头掐灭，转身走到柜子前面，拿出一个纸盒放在我面前：“自己看吧。”

同时，各类珠宝首饰、香粉胭脂也出现在女性的梳妆台上，成为日常用品。

然而，一个多月后，我便在宿舍楼下见到大弟。正值冬天，他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

清末一寸肌肤也不露的女性，到民初，已经穿上性感旗袍，露出光洁大腿。

民国流行曲《桃花江》中，周璇用靡靡之音，唱出所有男性的甜蜜苦恼：

近代中国，被侵略的屈辱记忆，“东亚病夫”的称号，以及羸弱的体质，都成了国人心中的隐痛。

这还不算什么。更大胆的商家，已经将女性的曼妙胴体，明目张胆地放在月份牌上。

两个人相亲不可能忽视自身的感受，这种含糊的感觉很难说清楚，但就像这位93年的姑娘解释的“合眼缘”一样，往往可能看一眼就能确定他/她是不是我想要的另一半。

随着曾春花住院来的还有她刚出生3天的小女儿，这个可怜的孩子，还没有吃上妈妈一口奶，就陪着妈妈住进了医院。因为病房床位有限，曾春花的丈夫和婆婆就在病房外走廊里铺了块垫子，垫子上铺了一层棉被。除去医院规定的查房他们把这个垫子收起来，其余的时间，曾春花的婆婆都在这个垫子上精心地照顾着这个婴儿。

“诶！这是他们说的啊。”老乌伸手一挡，“我可不知道什么赌本儿哈。”

说到这里，老乌摆了摆手，拒绝我递过去的烟，说：“我也不是想占便宜。这事毕竟不合规矩，全放在我这里，总比放在他们那里被人发现的好。老袁都对老郑这么够意思了，我不能不讲义气吧。”

医务部的典主任与老乌算老相识，但碍于院长的吩咐，也只能秉公处理。他私下里找到老乌，说：“乌哥，单位里有些事，不说出来什么没有，说出来，就真是个事了。”

老郑有个孙子，大院里谁都知道。他的口袋里有一张小孩的照片——正是他那宝贝孙子，时常会拿出来对人吹一番。

小文着急地把棋盒拆开，准备摆开阵势。老袁则伸手一拦：“急什么，几根？”

为了曾春花，我找院办沟通了好几次。以至于后来，我在开院周会时，经常被别的科室的护士长开玩笑，说我们科是“全能科室”，不光治疗病人，还救助家属，管他们吃喝拉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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