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医院还只有一个妇产科；两年后，医院急速扩张，盖起了十几层高的门诊楼，我们妇产科被重新划分为妇科和产科；2006年，我们产科又分成了两个科；2010年后，分成四个科。

我对他的想法嗤之以鼻，没想到他动作倒快，很快便找到农户谈租地的事。那块地总共5亩，分属于3家农户，人家张口就要租金每亩900块——那时农村租地不过200块一亩，他像租不到地似的，连价都不还，直接应了。

我不信他的话，他就是不知物力艰难，图自己轻快而已——就像高中毕业时，母亲磨破了嘴皮子，说家里经济困难，置办东西不容易，让他把宿舍里用的被子、胶鞋带回来，他死也不肯去。

在婚姻市场上要么男女双方遵从择偶的交换理论，评估对方拥有的资源后，如果一方的资源不足，可以通过交换另一种资源来作为补偿，使得利益最大化。

在金明明住院后，她的亲戚七大姑八大姨、表姐表妹全来了，每天都会有二三十口人来医院探望她，每一个人都是人还没有进病房，就先在病房门口抹眼泪，等脸上的泪水干了再进去。毕竟，金明明太年轻了，可能在引产过程中人就会没有了，现在看一眼少一眼了。虽然医院有规定不允许这么多人来探视，也害怕这么多人来看会引起金明明的情绪波动，但是主任和我们护士都没去阻拦。

我告诉他，账不是这样算的：“你有组织人员生产的能力吗？你有销售渠道吗？杂七杂八地算下来，还不如你老老实实摆摊卖货的好。”

可好景不长，养鸡场开张一年多后，那个老板看别的项目更赚钱，便改行不干了，大弟两口子也就失业了。

“杜儿，害怕就别当护士，再说还有王姐和你一起上夜班呢！不懂就问，见得多了，慢慢就习惯了。”我拍拍她肩膀。我并不为小杜担心，我们都是像她这样成长起来的，当护士必须迈过“害怕死人”这道心理上的坎。

一连串的问题后面，还有一连串的吐槽，相亲遇见的奇葩人和奇葩事，实在是太多了。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可事后他兴奋又神秘地告诉我，那个竹签是他趁人不注意，卸货前故意塞一个在磅秤下面的，这样能多算一包玉米。我瞪他一眼——但也不能拉他去把多拿到的钱还了惹一身麻烦，只能训斥了他一顿，让他下次不能再犯。

他领着我“参观”那些出租房，走到了公寓走廊最里面，无所顾忌地打开了其中一间虚掩的门，里面坐卧着4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孩，其中1个不耐烦地看着我们。房间里面装修平淡无奇，摆着两张床，惨白色的床单、被罩，典型的高校附近的廉价旅馆。

没多久，弟媳让母亲在出租屋里操持两个小孩上学，自己也去大弟打工的地方了。大半年过去了，他们没给家里寄过一分钱。

舒满胜就像等着大哥的这句话一样，拿出手机，播放了两年前的谈话录音，生了气：“兄弟之间，还要录音，之前你骗了我，我准备跳河自杀，我以为你改好了。你说话像放屁，算不算人，你给不给？不给也要给！”

比如近日《人民日报》报道的一位93年的姑娘，她相亲了50多次，最疯狂的时候一周和7位男士看电影，但还是没有找到合眼缘的。

[4] 中国统计年鉴2018. (2019). retrieved 20 september 2019, from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8/indexch.htm

舒满胜觉得两个人差别太大，妻子总是很谨慎，什么都担忧，他自己则随时都会飞到空中，充满了远见和野心。新的点子总是突然在他的脑海中闪现，他造飞机的速度一直很快，最快时半个月就能做出一架——发动机是现成的，他只需稍微改变下外形和功能。

晚上，我们护士照例订的快餐盒饭，除去在护士站留守值班的护士外，我们当天6个上班的人全挤在一间狭小的护士休息室里吃饭。

他打算带着这台“便携飞行器”，开着自己的小轿车，一路向北。在今年5月份，他就买好了电炉、便携淋浴设备，“我们要去北京路上直播，表演3分钟洗好澡、3分钟做好一道菜。你信不信？”

“做生意本来就是要看准，胆子大，要计算，不能盲目。有些能做，有些不能做。我在校门口还开了一个‘爱恋宾馆’，从别人手里买了‘天宫商务宾馆’，投资接近400万。”说这话时，他眼睛眯得更小，有种说教般的得意，“我还有房子不要钱，别人倒给我钱。”

他一直很瘦小，15岁念初二时，体重不过70斤，常被人欺负。一次蹲在厕所里，被同学故意撒了一头的尿，气不过和人打，又完全不是对手。想变强的他迷上了电影《少林寺》，“在报纸上面有李连杰封面像，崇拜不得了，把他画下来，哎呀，我也想这么潇洒，这么英俊”。

一次他来，我提醒：“你看看我家里有什么，我和你姐夫从上班到现在就攒了这点钱。留着做家具用的，叫你一下子就花光了。”

“嗯，能治就治，不能治就算了。”王辉的回答很平静，看不出有任何情绪波动。

他想租下养鸡场后面的那块地种菜：“在菜地里搭个简易工棚，一家都搬过来住，一节约了房租钱，二不耽误种菜，一举两得。”

初春的天气，病房里虽有暖气，但还有些凉意，她却光着一双脚，也没穿袜子。我走过去，把棉被盖到她的脚上。

“你那些菜，就是到最后也卖不了多少钱。不如卷旗收兵，还少亏一台柴油机钱，还少费几个月的功夫。”

但是相亲不是万能钥匙，当青年们摆脱心理障碍，积极主动地去相亲时，会发现可能还是摆脱不了单身。

大弟走后的两年，我去局里筹建的一个国家粮食储备库上班，还算稳定。可到了2003年，我也下岗了，靠打零工为生。

再加上通勤距离长以及工作繁忙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多等，都市青年的社交圈限制是普遍现象。这时，通过相亲来解决婚恋的现实问题既直接又省时省力。[3]

“催过了，昨天就欠了1000多，他老公说知道了。这不，今天对账，又欠了1000多，更麻烦的是，曾春花没有农村合作医疗，我实在不好意思再催了。”刘姐为难地说。

空闲下来的舒满胜，看到网上有农民做飞机的报道，想着自己也可以做一架，于是开始琢磨玩飞机，在各种论坛上学习相关的知识。妻子却很忧心，担心大哥会不讲信用，偶尔，她听到邻居传话，“我听你家老大跟别人说，房子给我做了，我肯定不会再给老幺。”

也就是同时，我们科又收治了一个名叫金明明的危重孕妇，是托关系住进了我们科的——因为市里所有的妇产科都不收了。

就这样，磕磕绊绊地卖了两年多豆芽，1999年，夫妻俩便扔下五六千块的大缸和设备，说什么也不愿干了。

劝他都是白费口舌，只要他不想干了，再说也没用。他执意把高价买来的母猪稀屎烂贱地处理掉，白搭了好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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