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金智英的职场生活还算顺利，也请男友吃了很多顿大餐。她会买包、衣服、皮夹送给男友，有时还会代付出租车费。

“你看那些回来做求职说明会的前辈，我们学校其实也有很多人毕业后进好公司啊！”

签完字，接下来就是专家的咨询表和演示稿件了。这个我已经有了些经验，无非是写材料而已。这次研讨会主要是探讨区域研究问题，对于那2个未与会但又需要报账的教授，我自己搜集资料、制作演示大纲，并在专家意见栏上让室友写了几句点评，然后，去网上找到这两位教授以前外出演讲的照片，找室友帮忙p时间、地点和标题，打印出来，如此，就算完成了。

她离婚后，原来的同事们对她十分疏离，见到她都是快步走开。韦丽不知道是为什么，总是找机会跟别人聊天，找得多了，有些人就跟她说：“你别找我了，谁敢得罪领导啊。”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插了句嘴：“其实，好好做护士，日子也过得去，这样的方式……或者说‘机会’……”后面的话我不好说出来。

婶婶最终穿上了属于自己的衣服，完事后黎南松只拿了半边鸡，不肯收红包。一场白事下来，他觉得这个家“生死都不易”——婶婶的嫂子、也是我伯母，便是那个活着也不易的人。

那天，四个人喝到很晚，但每个人都保持清醒，没有人喝醉。过去他们只要一起聚餐，就会像孩子般说些幼稚的玩笑话，抱怨工作太累或抱怨各自的组员。但是那天，打从一开始气氛就有些凝重。

廖老板对老孙说：“你把设备放在车上，辛苦些，开着车发送，一天下来发个五六万条没问题，按一条短信5分钱，一天下来广告费也相当可观了。”

办案民警没接他的茬，只是讯问起关于伪基站的问题，孙红卫很配合。

“现在社会治安那么好，哪有甚犯罪的？再说这就是个毛坯房，也没啥值钱东西，我签甚合同？”老大爷说着说着，还生气了，“我这房子里最值钱的就是门锁，让你们弄坏了，你们得赔！”

老康明白，这是希望他不要再插手了。但他还是想为韦丽努力一下：“院长，病人之前有服药史，时间不短。既然有服药史，就应该有诊断，不能这样算了，不然……”

黎南松摸了摸棺材，对我说，“棺材就是死者的家，所以我才不同意别人拿一床凉席就把尸体给裹了。你在这陪着老太太，我去找个拖把，弄点草木灰。”

听到我的疑虑后，赵大爷哈哈一笑：“说你是小毛孩儿没见识吧。人北城市要你房子干啥？北城说一套房免费办理房产证，那第二套房呢？要不就放弃产权，你可以一直住着，但是不能买卖，年限一到直接收回。要不就得自个儿掏钱买产权，可是交多少钱呢，就得人家北城说的算了。”

“你们这都从哪得到的消息啊，怎么跟搞传销的一样，上来就不相信单位。”听老爸的语气这么笃定，我有点吃惊。

基金会称，为了更简单、快捷地批出应急钱，只接受网上申请。如业界人士在申请过程遇有疑问或需要帮助，饮食业界商会组织可提供协助。

看着惴惴不安的我，老爸一边倒酒一边笑道：“好久没看到你这个熊样儿了，怎么了？你不是从小就鼓励你妈甩了我吗？”

女人看起来有些邋遢，脸上疙疙瘩瘩，黑眼圈十分明显，腰四周突兀地悬出来，鼓鼓的——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个肮脏的纺锤。

第二位面试者则用强烈的口吻回答，说这明显是职场性骚扰，会当场叫该名主管注意自己的行为，要是继续不听告诫，就会走法律途径。金智英看见提问的面试官当场眉头一皱。最后一位面试者说出了乍听之下最为标准的答案：

“你们夫妻情分没了，我们的父女情分还在嘛。”前公公“似乎”没有生气，“这个病，不能停药的，复发就麻烦了。”

每天按时服药，对她来说，仿佛成了一种惯性，又仿佛成了她唯一能让自己平静下来的方式。此时百忧解似乎成了她的依赖。

2018年5月中旬，李老师主持举办了一个“地区研究研讨会”，并邀请了北京和上海多位教授和专家——他们大部分都是李老师的同门。忙活了3天，研讨结束后，又有一批经费需要报销，除了经常报销的差旅费，还需要报销场地费、餐饮费、专家讲座费以及专家咨询费等等。

我们约在一家餐馆，在饭桌上，我也没太客套，直接问：“这么报账会不会被查出来？”师姐听后没说话，只是给我夹菜。我只好接着说：“以前都这么做吗？不是说大学科研经费核查得越来越严了吗，李老师居然还敢这么做？”

虽然这些话听起来都像是按照公司的标准“答案”回答，但的确让金智英心里舒坦了许多。

韦丽浑身发抖，表情又开始带着一股淡淡的恨意：“这不就是在侮辱我？婆婆肯定是知道的，但她根本没有指责她的儿子，而是对我说：‘你不要闹，闹出去，多难看。’”

得到大姐的指点，我们第二天一早不到7点就直奔社区房产所，等到了那里，才真正明白大姐所谓的“人多”是有多么多——排队的人从办公室门口一直延伸到大院门口，歪歪曲曲的队伍足有五六十米长。我和老爸排在队尾，跟排在我们前面的一个大哥聊了起来。

回去的路上，心底的愤怒、委屈时时刻刻都在冲击着韦丽越来越混乱的大脑，把一切搅得像一团浆糊。她想糊涂地躲避，但又不知道躲在哪儿去，想清醒地面对，却又理不出头绪。情绪就在这之间来回拉扯，一点一点支离破碎。她慢慢变得有些麻木，在麻木下，又似乎暗藏着她自己也无法明述的汹涌。

虽然一切顺利，但由于是第一次去报假账，我心里十分忐忑——若被查出来，学校肯定会对我进行处分。我放弃工作来读研，本来就牺牲挺大，当初考研时，由于目标院校没有考上，只得服从调剂来到这个既非985、也非211的高校。我激励自己要努力，一定要考一个985高校的博士，因此，我不想在这个地方惹出任何事情来。

“我有时候发现，鬼在人面前就是弱势群体，是人让他们变成鬼的。”黎南松说，那时候他每次干活儿都会念叨，说孩子们都是好宝宝的，是这个世道不好，让他们以后再来。

小时候，家里最好的东西总是优先给弟弟，她和姐姐只能享有剩下的食物；上小学时，被邻座男孩欺负，她哭着向老师倾诉，老师却笑着说：“男孩子都是这样的，愈是喜欢的女生就愈会欺负她。”上了中学，常要提防地铁、公交车上的咸猪手；在学校也不能掉以轻心，也有男老师喜欢对女同学动手动脚，可她们往往都会选择忍气吞声。

黎南松就连忙摆手：“我在那里生活快60年了，还是了解他们的，你说的太不真实。”

“哎，别说了！”老康很不耐烦，打断了她的话，“去跟医生说吧，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2018年，油田改革进入到了一个新高潮，学校、社区准备全部移交给北城市，油田内部的“福利房”也不例外。

中午到了饭点，我跟老爸也不敢从队伍里出来，只好打电话请朋友胖子来送饭，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人影。直到下午两点房产所上班，才看到胖子提着2份凉透了的饺子匆匆跑来：“别提了文州，给你送这趟饭我亏大了。”

听到老爸这么说，我总觉得哪里有问题，可一时又想不出来。等我开车上班走到半路，才突然反应了过来：油田住房有20多万套，就算只有1%的家庭有两套房子，那也涉及到几千套房产，北城市要这些房子干什么？在这个人口外流巨大的城市，最不缺的就是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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