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见我如此“上道”，脸上笑意更浓，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干，不会亏待你的。”

“环保”在我们这里曾只是政府下达给企业文件中的用词而已。即使在2008年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备战奥运会的前夕，所谓的环保工作也不过是各单位派人参加一两场耳提面命的专题会议，几辆考斯特下来检查一番，一阵风就过去了。多年以来的工业发展让地方政府税收得以保障，人们收入得以提高，对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政府选择无视，老百姓选择忍受——重工业是税收大户，税收乃国之命脉，不能带来任何经济效益的“环保”，怎能撼动得了重工业这棵大树呢？

9月开学后，我以为紧凑的课程安排可以让我暂时逃离机械重复的实验，可是我还是低估了导师对拉项目、签合同的疯狂。

江师兄说完，大家都连连称“是”，我为了不显得另类，也赶忙说“对”。

眼见钱打了水漂，在我们的再三劝说下，何总决定撤退。他想把购置的一些搬不走的设备、砌的工房卖给我们老板，补点钱。老板不干，说那个井口没有煤，留下的东西派不上用场。何总也不敢得罪老板，毕竟他还要退风险保证金，最后无奈，只得把那些东西都送给了老板。

“这怎么就吃不得了？”祖母放下她手里最爱的鱼头，她说话的声音不大，“58年的时候，树皮都没得吃。”

钱主席对我去找柳书记推辞写稿感到很惊讶，他瞪着眼睛，一副大为不解的神情：“唉，你可真是个瓜怂啊，你咋能说自己干不了呢？！柳书记是不是有点不高兴了？是不是？别人在新书记面前好好表现都来不及呢，哎呦，你这瓜怂，你咋能说自己干不了呢？这不是能力问题，是态度问题，你晓得吗？性质变了！”他用了我们的家乡话，又杂了一句天津腔。

“这是上面规定的，我们也没法。算了，不罚款，但你总得感谢我。”他开着玩笑说。

陈维远每天也是天不亮就去菜市场采买，晚上十一二点还要在柜台打着哈欠按着计算机对账；我则以老大哥的身份混在一群年轻人当中，事事还要向年轻人请教，总有一种当了留级生的感觉。

“事迹倒不需要你编，我们工会也是做了些送温暖的事情的，实实在在的。”他有点严肃了。

和李师兄在微信上交流了许久，他并不跟我言深，只是讲：“夏老师现在手下有3名博士，7名硕士，主要做组织性能、激光焊接等，研究方向很新，跟企业来往也十分紧密，将来你不管是读博还是找工作，都能学到不少东西。老师也是齐教授

祖母的吩咐对于焦头烂额的母亲来说，无疑是火上浇油。她大声对祖母说，下这么大的雨去哪里找母鸡，说不定早就被大水给淹死了。

善后之后，老板又专门板着脸叮嘱我：“今后凡是我口头同意的，过后都要拿来我补上签字。”

他第一次找我时，给我递烟，我不抽烟就拒绝了。他环顾一下左右，有些迟疑地给办公室里的其他人递了烟。见他走了，一个常跑煤矿的司机抽着烟，走过来对我酸溜溜地说：“今天沾你的光，抽了他一根烟。”见我疑惑，司机毫不掩饰地说：“我们煤矿管理人员常坐我的车去他矿井上检查，他理都不理我们的，一副狗仗人势的模样。其实说白了，他不也是喊来打工的。”

刘佳的话我在暑假时已经深刻地体会到了，只是没想到更辛苦的还在后面。

从街头巷尾早餐摊上的谈资，到大小企业开会的指示精神，没有人敢再把环保检查当作儿戏。从这个春天开始，大中小型企业、建筑工地，史无前例地大面积、无限期停工停产。

母亲边穿雨靴边嘱咐我不要出门，然后披着雨衣出去了。快到晚饭时间，母亲带回来一连串的坏消息：老屋坍塌了一半，邻居家的猪栏也倒了，把猪给压死了。

他描绘的前景很美好，可我还是心存疑虑：如果真如他所讲的那样，为什么会没有学生主动选他的导师、以至于还需要他出来联系招生？可此时我的毕业设计出了问题，也就没有再侧面了解一下这位夏老师了。

8月10号，我感觉身体不舒服，就借口“家里有事”回去了。当时高年级的研究生已经陆续返校，不缺人手了，李师兄也就没有留我。当晚我到火车站时，手机上收到了导师的微信，只有简单的3个字：辛苦了。没有提我那2000元的车费和饭费该如何解决，李师兄那顿饭我也没吃到。

我知道刘佳说的都是心里话。记得研一上学期的时候，导师推荐李师兄评上了3000元实验室的奖学金，钱并不多，可难度很大，一般都是院士、主任的学生才可以获得的。钱到账后，李师兄请我们吃饭，席间，想起这半年一直被导师训斥的痛苦，我有些羡慕地说：“师兄果然最得老师看重。”

在那个瞬间，我很开心自己在学校里，如果我在王家村的话，就意味着，我不得不接收母亲传达给我的所有痛苦。

经过好一番硬着头皮的求职经历之后，我在一家物流公司找到一份统计的岗位，跟以前的工作内容完全不同。这里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精力充沛，工作热火朝天。我不得不在即将30岁的时候跟在他们身后从头做起。加班成了常态，工资待遇也比以前低了一大截。但是没有办法，以前浪费了太多时间，现在是偿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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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知道这场环保风暴什么时候才能过去，也没人知道公司还能不能挺过这次风暴。此前在公司集资的民间资本开始慌了，到财务室要求撤集资款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后来他们在公司门口聚集起来，拉着白底黑字的横幅，要求撤款。老板是区人大代表，经过这一番折腾，社会影响恶劣至极。

2010年五一“黄金周”之后，公司在市区五星级酒店召开了一场高规格会议，请来了山西一家大型国有煤企的领导，与这家煤企签订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协议。我们拿下该煤企旗下一个优质煤矿的销售代理权——这意味着我们基本能把这一煤种垄断，把采购价格压低，从而获得更高、更稳定的利润。

站在豁口处的一个男人叫我把装吃食的袋子套在脖子上，一双双大手夹住我的腋下，像传递蛇皮袋一样，将我传递到燕坝的另一头。

“哪里哪里……那个柳书记，这次这事……我感觉……我做不了。”我吞吞吐吐地说。

但我真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事儿之后，钱主席也不爱和我开玩笑了，除了兰校长、柳书记，所有人好像都不愿意谈起这篇宣传稿的事情。

下午5点之后网吧的人又明显多了一些，除了一些补课放学的学生之外，还有一些在这里打工的人打发时间。

我问他为什么不把买3间平房的钱去付首付，按揭住商品房。邦彦说：“老二的孩子扔给我爸妈，幼儿园一个月最低也要六七百的学费，老两口连个退休金都没有，我总不能看着我这侄子不上学。我爸这么大年纪了还去街道打扫卫生，非说不累，一个月挣七八百，我也还得接济着他们些。算来算去，还是怕自己承受不了每个月的按揭。”

何总的田地每况愈下，从请我们吃大排档到小吃摊，从抽中华烟到玉溪烟。他像一个输红了赌徒，银行贷不了款，就四处高息借贷。他自信凭他多年积累的经验，只要不停地挖，这个地点的煤层应该厚而多。可最后见到煤层了，却是“鸡窝煤（

柳书记也来了，他特意拿了些《教育报》来，提醒我在动笔之前先好好读读报纸上的文章，还说：“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变革的新时代，文章中所体现的学校办学思路要符合新时代新教育的精神，可不能让人觉得咱们学校教育观念陈旧落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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