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他发怒道：“你当初就不该上这个大学，就应该让我去上！”

一连串的问题后面，还有一连串的吐槽，相亲遇见的奇葩人和奇葩事，实在是太多了。

我极力反对：“你自己家里十多亩地不种，在这里花高价租地种，你这不是异想天开吗？”

他低头不语，但这不代表他认为自己错了——这是他一贯的样子。他小时成绩不错，老师和父母对他寄予厚望，他自己有些飘飘然。可他10岁那年，父亲去世，没了管教和约束后，他愈加自以为是，谁的话也听不进，成绩一年不如一年，期间还留过级。

看没有砸到母亲，刘进回手又去拿桌上的玻璃杯。同事一边阻拦一边大声呵止，我赶紧趁机把姜艳推出房间，让她先去派出所等我们。

几个月的习武，没有让他如愿变得强大，反而在学校变得更加异类。“每天只能睡两三小时，后来神经衰弱，整天想睡觉”，上课时他困得不行，干脆在纸上画了只假眼睛贴在眼皮上。几天后，这一招被老师识破，他又用干草秆绷住眼皮，老师一根粉笔丢来，没把他打醒，就走过来拍醒他，要他去黑板那里去答题，“第一次，他说，你的字写的和头发一样是乱糟糟的，第二次呢，说你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老是拿我开涮”。

可好景不长，养鸡场开张一年多后，那个老板看别的项目更赚钱，便改行不干了，大弟两口子也就失业了。

那几年应该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我想，真难得他还有这份孝心，只希望他越来越好。

假如争的都是类似问题也还好说，但平日里，两人连“家里买什么物件”、“晚饭吃什么菜”、“串门买什么礼品”都要一争高下，这日子便没法过下去了。

他说可以先从村里私人收购点赊欠，拉来这里卖掉后，再把钱给人家，自己赚个差价，等于空手套白狼。

进入前三十的专业，也多属工科或教育学科。在全国本科专业的平均工作相关度在71%的情况下，这些高相关度的专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顺遂了父辈们“工作一定要追求稳定”的心愿。

因为选什么工作，与选择什么生活方式相连，而每个人的性情志趣又千差万别。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职业决策提问，会引来各种不同的答案，每个人都可以高谈阔论、引经据典，但这种回答很难照顾到你的内心世界。因此，万千大学生才会在求职路上迷茫。

等送刘平上车后，姜涛又折回来，说要带刘进回家，同事这才把刘进从讯问室里带出来。不料，刘进一看见舅舅，竟像个孩子一样，当着所有人的面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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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人，就不要钱。要钱，就不要人。走了后再也不回来了，如果我没做成，那就没脸面回来。如果我做成了，那每天太忙了，公司分布全球各地，没这个时间。”他赌气地说。

2018年2月23日，农历正月初八，刚刚下过一场春雪，寒气逼人，科里病人大多数都赶在春节前回家了，只有7个预产期临近的孕妇。

“合同签了，租金也给了，还能不干吗？你借给我几千块钱，我打井，再买些必须的东西，尽快种上菜，还能赶上早市卖个好价钱。”

以《报告》中公布的离职率数据来看，2018届毕业生半年内的离职率多在两成以上，其中艺术学最高——近三分之一的艺术学科毕业生会在半年内再换一份工作。位列其后的为文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

利息只给了我几个月，后来就没有给了，说本息一起给我。可是一晃几年过去了，本钱也没有还，再见时，大弟的人已经在传销窝点里——2012年春天，我在北京打工，他几次三番给我打电话，说他生意要扩大经营，请我去给他帮忙搞管理，我听信了他的话，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去了之后，才知道他在搞传销。

“但凡有一点希望赚钱的事，我不借给你，你可以怪我。可这是明摆着出钱出力又不赚钱的事，你投进去多少都是亏的。”我下了最后通牒，“我实在没钱给你败了，你该向谁借向谁借去，别整天就像毒蛇一样，死缠着我！”

），第三胎，做过两次剖宫产，第一胎女孩，5岁；第二胎女孩，3岁。

如今，舒满胜和妻子仍然经营着旅馆，但他的房客可能并不知道，这些年，这个旅馆老板还过着另一种生活：不断地造飞机，造好一架后试飞，然后拆掉，用原有的发动机和电池，再继续造下一架新造型的飞机。

来到我们科时，曾春花已经失去意识了。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脸色苍白、瘦弱，像个衣服架子。她的衣服看上去特别肥大，晃晃荡荡地挂在身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孕妇多是营养过剩、体型偏胖，她却可以说是我见过的孕妇里最瘦的一个。

刘平后来在市里另租了处房子，好歹算是安置了儿子。至于看心理医生、找工作之类的事情，姜涛说他已经不想再管了，也没再问过了：“我就是个当舅舅的，亲爹亲妈都是那个态度，我还能做啥？爱咋地咋地吧。”

他也很快从三栖飞行机研制失败中走出，将兴趣点放在另一个新发明上：飞行背包。按照他的设想，这个背包能穿戴在人的身上，这样人可以随时随地飞起来。在试飞的时候，他打算拉一根钢丝绳，达到“限高”的目的——这个保险措施，他声称只是为了克服心理障碍。

在医院包扎完毕后，刘平在同事的陪同下来到派出所，情绪依旧十分激动：“不用扯别的，把姜艳抓来就行了！刘进这次肯定是受姜艳指使的！”

尤其是在传媒、互联网、经管等领域，频繁地跳槽已成为常见现象，也成为年轻人努力扩展事业的重要途径。《报告》显示，诸多专业的学生在毕业三年内的平均雇主数都在2-3个之间。

“我就是这个命呀，本来一个闺女一个儿子，闺女嫁得也不远，离家5里地。我有个病啥的，一天就跑回家三四趟地看我。现在我老了，最需要闺女照顾，却没想到落到了现在这个结果——对了，明明还不知道自己的病，你们可别说漏嘴了。她总和我念叨：娘，等我把孩子做下来，没事了，我就赶紧上班去，给你买新衣服。俺那傻闺女呀！”

那天，这对母子在派出所一直耗到晚上10点，临走时，姜艳终于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了字，气呼呼地说“这事儿没完”，一定要去“找他爹算账”。签完字后也没理儿子，径直离开了派出所。

电话打通后，舅舅急切地说有网络借贷平台的人给他打电话，说大弟在他们那里借了钱，现在找不到人。

我心想，厂里从1998年开始处于停产半状态，好多空仓库租给外人做加工厂，欠的电费多少万都不去要，还要公司里继续给他们垫付，不知这里面有多少猫腻呢！

此外，离职、转行的数据里还藏有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说法——跳槽。跳槽多与“被挖”相连。由此带来的可能是包括薪资在内的一系列工作待遇的提升。

我听出了他的话外音，问：“那刘进自己怎么想呢？对之后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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