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瞄了一眼四周，发现女孩子占了大多数，这和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怎么都是女孩子，销售这行不是挺辛苦吗？女生能挺得住吗？”我问张琪。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一觉睡到中午。昨晚醉酒的两个女孩也刚起床，两人见到我一连说了好几声“对不起”。其中一个女孩抓着头发一脸懊恼地说：“我们昨晚10点下班，和同事去喝了点酒，吵到你睡觉了，真是不好意思。”

有了二妮儿之后，我大娘的气儿就更不顺了，经常因为一点小事跟家里人吵，有时也跟外人吵。差不多半年之后，才对小云稍微有点好脸——那是因为大娘做通了小云工作，再生一个。

根据统计，新东方在北京和上海开设的暑期中学课程补习班中，1001-3000元的最多。上海的课程相对平价，而北京3万元以上的课程依然很多，甚至有30万元的，全科补习822个小时，再往上还有高达78万元的班。

程婷一开始只是不搭腔，后来被讥讽多了，忍不住反驳：“你们别把罪全归我身上，好像我多么十恶不赦一样。”

另一边，程婷像得了特赦一般舒了口气，恶狠狠瞪了何玫这个告密者一眼，转而想到什么，冲着护士长离开的背影冷哼一声，然后出去找了把剪刀，将塑料输液瓶上的标签和瓶身全部剪碎，塞进了另一个分类垃圾桶最底下。

再往后，隔三差五的大妮儿总带着三个妹妹来我家。那一年大妮儿8岁，专门从学校请了假，为了照看着她们仨，尤其是四妮儿，走到哪儿都拽着大妮儿的衣角。

这话说得模棱两可，刘晓丽却获得了莫大慰藉。她侧过头去，头发掩了大半张脸，看不清神色，枕头上却很快洇出大片水渍。

主任半开玩笑半讽刺地说：“你这姑娘，臭架子太大了，现在只有集团领导才请得动你是不是？”

张医生刚做完两台剖宫产，紧绷的神经还没松下来，冷不丁被她这一通问，愣了，斟酌着回答：“大妈，是这样，你们家属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您儿媳妇现在的情况还不稳定，保不保得住这话我没法说，总之我们医生肯定会尽力的，您别急……”

姚圆圆笑笑：“那时候我跟你一样，很害怕。” 姚圆圆说，自己那时也刚刚大学毕业，经常在饭桌上被人刁难，要喝交杯酒，不仅有手挽手的“小交杯”，还有两人紧挨、手臂从脖颈后面绕过去的“大交杯”。有一次吃完饭后，坐在车上她哭了，何主任看见了。

当丹丹第二次掏钱帮她垫付房租时，我忍不住开口：“小皮钱不够用怎么不问她爸妈要？刚毕业的女孩子不都是爸妈给生活费吗？”

第一天还算顺利，拜访的两家客户对我们都挺客气。但是第二天下午拜访的客户却显然不是善茬。这个客户做微商起家，代理各种品牌的化妆品。《互联网广告法》对于微商广告的政策管控非常严格，但客户却完全没有相关的法律意识，直接将投放效果不佳的全部责任归咎于我们平台的投放策略。

我本以为自己从老家体制内辞职孤身闯荡大城市，在同龄的女孩中已属“英豪”，但是丹丹的经历却让我自叹不如。虽然她的讲述带着回顾往事的云淡风轻，但我能够想象得出一个年轻女孩子身处其中的挣扎与艰难。

很多人在学生时代都补过课，十几个人的小班已经算是奢侈，如果是名师，同时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人上课也不是没可能。而一对一的补习班，意味着很贵。

我问小皮她们天天开早会都讲啥。小皮翻了个白眼，说：“就是点名表扬和批评呗，不停地给你洗脑，什么‘只有争到第一名才是英雄，否则只能当loser’。”

[8] 胡咏梅, 范文凤, & 丁维莉. (2015). 影子教育是否扩大教育结果的不均等——基于 pisa 2012上海数据的经验研究.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13(3), 29-46.

“丹姐你别不信，我还真就能听出来。帅哥的声音要么冷要么酷，猥琐大叔全程就知道吹牛x，还非要你表现出崇拜他的样子。”小皮不屑地撇了撇嘴。

给我讲述到最后，何玫自己也开始哽咽：“我全程目睹这件事后，你知道我是什么心情吗？我觉得自己很懦弱。你出了错还能主动上报受罚，可我明明知道这事，瞻前顾后，最后什么话都不敢说，真他妈窝囊。妈的。”

不知道是因为经历了一天从未有过的难堪，还是受到“近乡情更怯”的情感触动，抑或只是感觉愧对丹丹，我突然崩溃地大哭起来。“什么破工作，老娘不干了！我是做策划的，凭什么要陪傻x喝酒？我骂他怎么了，他不就是傻x吗？傻x，傻x，傻x！”

希望孩子通过课外补习提高成绩，最终在高考打败对手考上更好的大学，是很多家长前仆后继报班的首要目的，因为考上一个好大学，通常意味着未来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好的工作。

孟百灵在大学城上学，距离公司总部很远，便在附近小区与人合租了个房子。天已入夜，不敢独自走回家。

送走大妮儿和四妮儿后的一个礼拜，玲玲给我送东西，闲聊了几句，话题扯到了大妮儿身上。

“算了，你就别去想了。反正就算护士长想瞒，那些医生和科主任总不会替程婷一个小小的护士隐瞒吧，刘晓丽流产前那么强烈的宫缩，张医生不是没看到，真相揭露是迟早的。”最后有人安抚道。

2004年，光辉跟小云闹起了离婚，周围的人都在劝，“都四个孩子了，还离啥呀”。但光辉铁了心就要离。

我如梦方醒，赶快从挎包里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合同、收据、印台和公章。吴前开了一张收据，带着女房主签了一个“二手房买卖交易协议”，里面很明确地写着：成交价45万元人民币。

而当关系破裂时，具惠善在社交平台配文称“他好像只是短暂地爱了我一下”、“我是住在这个家里的幽灵，你曾经最爱的人，变成了僵尸。”

我瞄了一眼四周，发现女孩子占了大多数，这和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怎么都是女孩子，销售这行不是挺辛苦吗？女生能挺得住吗？”我问张琪。

那顿晚饭我记不清丹丹究竟喝了多少酒，平常一瓶啤酒下肚脸不红心不跳的她，出门的时候已经有点踉跄。我扶着她站在陌生城市的街道上，准备打车去火车站赶10点的车前往出差的最后一站，也就是我老家。

晚上8点多大妮儿才下班，边吃边聊两个多小时，我才知晓了大妮儿这些年的经历。

在经侦大队的办公室，肖队告诉我，之所以找我来执行任务，首先是因为实习期间表现良好，遇事敏捷反应迅速，正好趁这次机会积累办案经验；其次，老民警身上的“警察”味儿太浓，容易被识破，而我刚从地方进入公安，“浑身都是社会气息，根本不像个警察”；第三，此次行动是在本市卧底，若是老民警去执行，存在被其他人辨认出来的可能，而我当时的社会身份还是一名待业青年。

交待完，见病房内一片愁云惨淡，张医生干巴巴安抚了几句便准备出去，吴国斌的妹妹却登时开口，拦住了他：“张医生，我嫂子这啥情况啊，咋突然就流了，你们早上不还说情况稳定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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