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插了句嘴：“其实，好好做护士，日子也过得去，这样的方式……或者说‘机会’……”后面的话我不好说出来。

正在门口换鞋的我，突然被老妈这句话问懵了——对于已经年逾而立、且有单独户口本多年的我来说，这题显然超纲了。

韦丽的事，还有很多疑点，最大的两个：第一，韦丽是怎么从一个疑似抑郁症患者发展成为一个精神分裂患者的？第二，老康跟这有什么关联？

直到现在，依然没有任何有关“房改”的新消息，油田房产的登记工作也本着“由易到难”的原则缓慢地进行着。无数跟我一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房主草草签了单位要求的各种手续材料，虽然价格极低，却也毫无办法；而一大批和小美一样的职工，坚持“不签字、不同意”，并等待着油田和北城市的新政策。

当时，老康觉得必须为韦丽的遭遇发声。他找到病区的负责人，提出了不同看法：“她绝对不是简单的精神障碍。病人多年服用百忧解，而且之前的情况我们也了解得不够，这样就下判断，她以后怎么做人？”

孩子大哭着，黎南松不顾长条手里的菜刀，冲进去要去抱老人怀里的孩子。老人不肯给，死死抱住孩子。长条拿刀冲砍过来，却被脚下的凳子绊倒了。黎南松拾起刀，当即朝长条的后背砍下去。

此时“收大院”的铃声响起。病人们聚在一起准备回去。老康急忙从人群里钻了出去， “纺锤”看着老康的背影，举手欲呼，但值岗的护士催促着她赶紧去排队，她也只好服从。

“控制？”老康眼睛一亮，“这个词不错。我问你：如果有了利，接着你会在乎什么？”

抵达面试地点后，所有人被分成3人一组进行团体面试，和金智英一起面试的另外两位面试者，是和她年纪相仿的女性，仿佛事先说好一样，三人都剪了一头刚好盖过耳垂的利落短发，搽着粉色口红，身穿深灰色套装。面试官看完她们的简历和自我介绍后，开始询问她们的校园生活、经历，然后再问到关于公司、业界展望、营销方向等意见。由于都是可预料的问题，大家的回答听起来都没有失分。

那时，3g手机还未普及，利用通讯技术规则的漏洞，所有gsm手机用户都只能被动地接收推销广告。小城里类似操作还十分罕见，不少居民收到短信后，都以为这是地产商和正规电信运营商合作的项目，当天，这家地产公司的电话咨询量就翻了十几倍。

黎南松的眼睛一直望着天花板。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又好像知道他在看什么，他就这么一直看着天花板说话。

2018年5月中旬，李老师主持举办了一个“地区研究研讨会”，并邀请了北京和上海多位教授和专家——他们大部分都是李老师的同门。忙活了3天，研讨结束后，又有一批经费需要报销，除了经常报销的差旅费，还需要报销场地费、餐饮费、专家讲座费以及专家咨询费等等。

韦丽的“努力”不是说说而已。面对工作，她没有怨言，生怕别人说她不勤快，经常主动要求护长委派任务。护士夜班是常态，大部分上了夜班的护士，巴不得立刻回家睡觉休息，但韦丽上完夜班，白天还要跑去参加院内院外的培训。

我的辩护意见是：黎南松犯故意伤害的罪名不成立，他不存在致人伤害的故意行为。受害人当场对小孩动手，表明他已逐渐失去理智，一个人就算自行摔倒，爬起时难免会进行情绪的宣泄，何况以被害人当时的情绪，很有可能会迁怒于他人，酿成大祸。

原来，老太太名下有2套油田的“福利房”，一套自住，一套出租。出租的这套在北城顶级学区内，虽然房子面积小，但是市场价极高，每平已超过2万。老太太的大儿子在北城上班，没有买过油田的“福利房”，结婚的时候由老太太出首付买了一套商品房；小儿子在油田上班，结婚的时候也是由老太太出首付，购买了一套“福利房”作为婚房。

案发后不到一年，陈文静老家县局在省厅和公安部的统一安排下，彻底根治了该县的诈骗问题，曾经畸形的“发展”之路又回到正轨。

看着头发花白的二老，我突然很茫然，年轻时的一对怨偶，虽然经常吵闹，但还是相互扶持了这么多年，到老了竟然要为一套房子离婚：“你俩先别想着离婚，明天我去你们单位问问，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韦丽不同意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小承拿她也没什么办法，干脆就当韦丽是空气，对她不理不睬。再后来，甚至当着她的面，把一些女人带到家里，还搂搂抱抱。

我怯生生地喊他“黎叔”，又赶忙解释说自己现在在当律师，已经去过案发现场了，受害人还在医院抢救。

“去就去吧。”年轻的韦丽对自己说，“是好是坏，去了就知道。”

她暗自盘算着，去地铁站的路上要买个吐司来吃，午饭要去吃全州食堂的豆腐渣锅，要是工作提早做完，不知道要不要看个电影再回家，还要去一趟银行领到期的存款。想着想着，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工作的事实，原来自己的日常已经变得和过去不一样，在不同于以往的日常生活中，将充满不可预测与不可规划的事情，直到自己再次适应新生活为止。

怀着立功减刑的希望，孙红卫如实交代了所有犯罪经过，还主动向民警供述了伪基站的来源：除了第一台伪基站设备外，剩下的3台都是以3万5千元左右的价格从某个黑网站上购买的。

像以往一样，我按照报账要求，将所有票据粘贴好后，轻车熟路地去找院长和财务领导签字，再去隔壁盖个章，最后去排队报销。

更有甚者直接指着陈文静张嘴骂道：“妈了个x的，老子咒你将来不得好死！”

这是一个精神科经常问的问题，主要是为了了解患者的“自知力”，看他对自身疾病有多少的认识，从而大致判断患者目前的情况。

村里人都看不起黎南松，遇上什么事要开会，他也是蹲在旁边半天说不上一句话的。就连抽签分田地，也抽不到好水田，到手的尽是长不出好庄稼的旱地。连小孩都不怕他，经常在他面前手舞足蹈，只有在夜里看到他，才会撒腿就跑。

“我跟条狗有什么区别。”此时韦丽的语气里充满自嘲，“坐得再端正，他们也不拿我当人看。”

“有时想收拾东西回家住几天，她也会紧紧盯着我，好像生怕我偷东西。”说到这里的韦丽，瞪着红红的眼睛。

会面最后，我又问了一遍黎南松，他为村里做了这些事，到底值不值。

他说自己30年前曾是本市国营工厂的职工，80年代初期端着铁饭碗，因为性格仗义，替人出头去打架，正巧赶上“严打”，被判劳教在监狱里待了2年。出狱后，单位将他开除。无奈之下，他只得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南下经商。期间，他学过厨师、开过饭馆、当过倒爷，但不论做什么，一直不温不火，也就是维持温饱。

前几天，我突然接到老妈的电话，说让我们几个陪她去医院探望萍嫂子。我这才知道，萍嫂子不仅和威哥离了婚，还被气病了。

尽管之前的工作并不能赚大钱，对社会也没有多大影响力，也不是什么能够做出实际产品的工作，但对金智英来说，却是十分有趣的一份工作。她通过完成主管交办的事项、职位升迁等过程，得到所谓的成就感，并深深自豪，可以用努力赚来的钱养活自己。

韦丽头压得更低了，肩头耸动，双手骨节发白，分明是在忍受着痛苦。我清晰地看见泪水滴在她的手上。我从桌子上抓来一卷纸巾，塞到她手里。

李老师是w市一普通高校的硕士生导师，30多岁。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穿着西装套裙，坐在办公桌旁边看电脑，看到我进办公室，并没有理会我的问好，而是直接说了上面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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