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不认账，这笔钱让兄弟两人有了心结。于是多年后，当他们又一次为了开旅馆吵得不可开交，长辈主张兄弟两人各开两年、大哥先做时，舒满胜想了很久，提了一个条件：“这之前的4200，还给我。”

我这才意识到，刚才进科里时觉得走廊里少了点什么，原来是曾春花的女儿和她的婆婆走了。回头看了看到那祖孙俩睡过的地上，已经被清洁工打扫得一干二净了，仿佛她们不曾在那儿住过一般。

但他却说发现了一个“窍门”：那时计量是随机抽几包，按最少的计算每包的重量，但是“漏包”（

“杜儿，怎么了？”22岁的小杜3个月前毕业考到我们科，跟着王芳一起上夜班。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自杀前，三哥曾来找过舒满胜，想要借500块钱，可一听说借钱的原因是“离婚”后，舒满胜当时就拒绝了：“宁拆一座庙，不破一桩婚，肯定不能借啊。”

我在警综平台上查了当事人的档案，姜艳的儿子名叫刘进，时年30岁，并非辖区在册精神病患者。我问姜艳具体是怎么回事。她说刘进老大不小了，“既不上班也不找对象，整天在家打游戏，今天我就说了他几句，没想到他竟然抡起凳子就打我！”

“你明知道自己没钱为什么还租那么多地？少租一点，先试试不行吗？”我气不打一处来，依着我心里最真实的想法，他最好趁早撤伙不干，干下去只会赔得更多，“你还签了5年的合同，我把话先撂在这儿：你如果能干满1年，我爬给你看！”

按理说，她这个年纪的孕妇，应该是面色红润、两腮圆鼓，甚至有了双下巴，可她却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般凹陷着双腮，四肢纤细，全身上下好像只有肚子比正常人大点。我为她插导尿管，给她翻身时都被她的骨头硌了一下。输液时，她手上的血管也是清晰可见，一下子就扎进了她的静脉。翻看曾春花的病历，发现她怀孕前的体重是120斤，住进县医院的时候是100斤——也就是说，整整一个孕期，她不但没有胖，还瘦了整整20斤。

每次他拉来玉米，我都要挺着大肚子跑前跑后帮他找人，怕保管员压斤扣秤，我给保管员赔笑脸；怕装卸工拖延，我说好话让他们及时卸货。

“他把送礼的钱算是借我的？”舒满胜提起这事就一肚子气。他还记得，当时钱是侄子跑着送来的——“我爸刚打牌赢的，说赶紧给你拿来”。

我们科有个小护士，刚刚上班时不晓得其中的厉害，爱美的她上夜班时还穿着一双带跟的皮鞋，第二天脚底就磨出了十几个水泡，从此上班时只好乖乖地穿起无跟护士鞋——每上一个夜班，一个护士常规的工作包括测体温、量血压、输液、换液、起针，中间还有半夜住院的，要输入住院记录、抽血等一系列入院程序，一宿下来走几万步是常有的事。还有冲洗阴道、灌肠、吸痰、通乳这些专属于我们的产科的脏活、累活，许多新上班的护士早上8点交班时，都冲着主任抹眼泪。

那几年，民营养殖业也如雨后春笋般生长。1996年，一个私人养鸡场的老板找到我，让我给他负责技术指导，承诺给我一定的报酬，并让我给他找个有点技术的饲养员。

“刘平那回做得对。放任姜艳这样搞下去，不但儿子的婚结不成，她和对方父母也会反目成仇——她这是明摆着坑人家姑娘啊！”姜涛说。女孩自然与刘进分道扬镳，对方父母则认为刘平是个“懂事理的实在人”，而姜艳却是个“坏了心肠”的女人。

“那就好——这样吧，我先和院办打个招呼，等两天。再说咱们还可以去红十字会、网上众筹嘛。大家想想办法，总会过去的。”我说。

此时，戴志康把十几个行业里的投资收拢回来，筹措了2000万元资金，集中力量进入资本市场。?

他拿出了许多公文，得意地对我说：“在13年、15年、17年、18年，我打的官司，法院都判我赢了。”

还有一些人，因为自身的年龄问题，即使遇到不是很满意的相亲对象，还是会犹豫是不是要将就一下。甚至有人发帖吐槽称还没见面的相亲对象就问了一句年龄，就以大龄为由拒绝见面。

他想租下养鸡场后面的那块地种菜：“在菜地里搭个简易工棚，一家都搬过来住，一节约了房租钱，二不耽误种菜，一举两得。”

2014年11月的一天，姜艳跑来派出所求助。她在值班室里哭得很伤心，说自己被精神病儿子打出家门，亟需警察帮助。

“我就是这个命呀，本来一个闺女一个儿子，闺女嫁得也不远，离家5里地。我有个病啥的，一天就跑回家三四趟地看我。现在我老了，最需要闺女照顾，却没想到落到了现在这个结果——对了，明明还不知道自己的病，你们可别说漏嘴了。她总和我念叨：娘，等我把孩子做下来，没事了，我就赶紧上班去，给你买新衣服。俺那傻闺女呀！”

舒满胜觉得两个人差别太大，妻子总是很谨慎，什么都担忧，他自己则随时都会飞到空中，充满了远见和野心。新的点子总是突然在他的脑海中闪现，他造飞机的速度一直很快，最快时半个月就能做出一架——发动机是现成的，他只需稍微改变下外形和功能。

我慌忙过来帮着保管员数签，数来数去，真是少一个。保管员提醒我们再往旁边找一找。大弟东找找西看看，又蹲下四处瞅，最后俯趴在地上，从磅秤下面掏出来一个竹签，微笑着交给保管员：“哦，原来是蹦到这磅称底下了。”

他又恢复了从前耍赖的样子，非要我借钱不可：“一个好汉还三个帮呢，干事业没人帮怎么行？”

刘进几次来找姜涛求救，说自己快被父亲打死了。姜涛无奈，去妹妹家想调和一下父子关系的，但去了之后，才发现妹妹和妹夫之间的关系才是最需要“调和”的：“挖苦、讽刺、指桑骂槐甚至人身攻击，他们家全有。都是一家人，有些话，我都想象不出他们怎么能说得出口。”

值得一提的是，和相亲对象刚坐下来，就被一连串问题“查户口”也经常被吐槽。当然，这里户口问题更多的还是字面意义上的户口。

他们两口子指望着那片豆角能卖上个好价钱，可是，上市前，豆角生了许多腻虫。大弟买了农药打了两次，怎么也控制不住。眼见辛苦劳作成果就要白费，他仰天叹道：怎么干什么事就这么难呢？

2015年春节前，在姜涛的要求下，我向上级汇报了刘进的情况，派出所和居委会决定组织刘平、姜艳和姜涛3人针对刘进的事情见面开一次座谈会，但协调再三，座谈会最终还是流产——刘平和姜艳都拒绝参加，理由很直白：这是他们的家事，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更不想为此惊动派出所和居委会。

无论父母辈的人是否乐见，换工作的确已成为年轻群体中的日常。但由此反映的事实是，职业决策，真的是件挺难的事。

串串店开了不到3个月就到了濒临倒闭的地步。3个合伙人决定关闭店铺后，张家鹏又像儿时一样，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做生意本来就是要看准，胆子大，要计算，不能盲目。有些能做，有些不能做。我在校门口还开了一个‘爱恋宾馆’，从别人手里买了‘天宫商务宾馆’，投资接近400万。”说这话时，他眼睛眯得更小，有种说教般的得意，“我还有房子不要钱，别人倒给我钱。”

“住院的当天晚上，王辉就去给明明买了寿衣，可是都是老人家穿的那种。我看见说可不行，当场就把女婿买的寿衣扔了，我可不让俺闺女穿这个走，嘛时兴买嘛。”老太太抹着眼泪，“转过一天，这不，我刚去商场买来的最时兴的衣服、高跟鞋和呢子大衣。这些东西都放在车上了，万一，明明在引产中不行了，就穿这个走。”

我没去深究，也不想再过问——外孙女都上幼儿园了，大弟还是这样不切实际，估计这辈子都改不了。只是，我这个当姐姐的，也再不想操心了。

声明：本站登载此文出于互联网,并不意味着本站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