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此情形，吴老四又道：“大家都是至亲，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最近我手头有点紧，资金周转不过来。之所以从银行贷这49万，一是现在二哥处境有点困难，我想花钱帮他活动活动；二是这段时间我也在反思自己，明年飞飞（

黄毛爹也是个老实人，拿上50块钱就给大明叔送去了，大明叔和俊花婶子这才知道，是国栋带人把家偷了。

奶奶停下手中的活儿，情绪一下子有些激动，“为啥？国栋不让看，还能为啥！”

相比袁谷立，郑强则一直“行踪诡秘”，极少按时来派出所找我。给他打电话，他总说自己忙，我问他忙啥，他就含含糊糊的。

我一心想带着他努力读书，眼下却如同被针扎了的皮球一般，怎么都弹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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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又把阿伟买房的事搬出来说，说他有出息、有闯劲，阿伟脸上一直挂着欢喜的神情，那是我很多年都没在他脸上见过的光彩。

还是上柳树村的黄毛爹发现的问题。那天晚上，黄毛买了只烧鸡在家偷吃，被他爹看到，逼问钱是从哪儿来的，黄毛说捡的，他爹不信，狠狠打了一顿，黄毛才把他们偷钱的事儿说了——那一次，黄毛从赃款中分了50块。

我起先没有表态，继任同事就问郑强的寄卖行所用房产的归属，王科长磨叽了半天，才说是自己单位的公产。同事说租期差不多到了，你把房子收回来就行。王科长却跟同事说，“警察的办法多，能不能你们想个办法？”

如陈鑫所言，白石洲拆迁传闻虚虚实实了十几年，某种程度上，麻痹了长居于此的租客们。

“他爹和我爹一样，都是种地的。他爹每天早晨还在村口拾粪呢。”还没等蒋贵开口，和他同村的一个同学就抢先嚷嚷起来。

大家面面相觑，一脸尴尬——平日在学校里，秦可不仅成绩好，领导力也强，从组织足球赛到主持班级晚会，从来都是照顾同学们的那个角色。而此时，他妈妈完全是把他当成一个小学生对待，还当着大家的面反复叮嘱：

所以，我把目前发生的这一切，看作是有这个因素在里边的。当然，你们有你们的是非曲直，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些是非曲直闹到今天的地步，应当是另有因素了。所以，我这样的劝你们。

即便如此，对大学生来说，1000米和800米依然是最折磨人的项目。而且从数据上来看，严格的体测标准对于提高大学生体质来说，并没有什么用。

幺叔唯一赚钱的途径，就是靠卖体力做散工，每当口袋里一分钱不剩的时候，他就去给村里的养殖户当海工——和所有家里的亲戚一样，一辈子都在吃没文化的亏，死守在那片小海里，做着辛苦的养殖工作，海边猛烈的风一年四季刮得脸直疼，皮肤一个个都晒得通红黝黑。

“没事没事，我这身体挺好的，现在这生活好了，啥都不缺，国栋经常给我拿些干果，还有很多是国外的，咱这都没有的物件……东西你别留下了，给孩子带回去吧，要不给你奶奶带回去也行……”大明叔还是一直笑着。

回到家后，蒋贵第一时间就给小舅子打了电话，说起此事，让他务必把这些年扣下来的20万工钱还给他，并说零头和利息都不要了，“救孩子命要紧”。

王科长就说合同都签了，现在毁约是要给郑强“违约金”的。况且法律既没有规定郑强不能开寄卖行，也没规定他不能把房子租给郑强。“咱不能把两劳释放人员谋生的路断了不是，那不是逼着他们‘重操旧业’吗？”

2018年上半年，秦可带的班级从高二升高三，进入关键时期。他开始很少回家，只在周末和爸妈一起去外面的餐馆吃顿饭。期间，他爸妈提出暑假要回老家去看秦可的爷爷奶奶，秦可很为难，说假期自己得补课，想等过年再回去。

“你的桌子乱七八糟的，怎么没有好好整理呢？都堆在一起，你找资料的时候怎么办呢？”秦可妈妈的声音并未压低，两个同事也抬起头，其中一个笑着说道：“阿姨，您是大可的妈妈吧？我是小方，是大可的搭档。”

其实，作为从小在教师宿舍楼里长大的孩子，除了秦可和小霍，我还有很多同为“教师子女”的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大家也都或多或少吐槽过自己父母的控制欲。当然最后，有的与父母和好了，有的像小霍一样远走高飞，也有像搬走前的秦可一样，默默接受着。

也许是因为情感的偏袒吧，这个事情让我给说成了这样。我也不知说的对不对，但确实是我现在想说的。

聊起过往，袁谷立说，这些年自己真没想到路会那么难走。之前被判刑时，他以为自己只要改过自新，就可以被社会接纳，没想到后面努力想恢复正常生活，却处处碰壁。

没想到二姨听后，放下筷子，认真地说道：“岁数大了，不给儿女添负担，去养老院是个好做法。你好好选选，要是你爸妈住得习惯，过几年我也过去。”

高中毕业时，我们几个关系不错的同学约好一起出去旅行。出发那天，只有秦可一人是被他妈妈“护送”到汇合点的。见到我们，立刻掏出一些现金交给我们的班长，说这是秦可路上的费用，还一一拜托大家照顾好秦可。

又过了几天，几个本家长辈找到国栋，轮番跟他谈话，希望他能带大明叔去看病，钱不够各家都可以帮衬着点，国栋死活不同意，最后撂下一句：“要治你们带他去治，我是不管，一分钱不出。”把那几个本家叔叔气得够呛，有几个看国栋的工作做不通，转身就告诉了俊花婶子大明叔的真实病情。

我们围在门边，见屋里有人正在给坐在轮椅上的老人理发，就问院长理发怎么收费。院长抬头瞅瞅，说：“理发师会定期过来，每个人8元钱。全护老人坐不起来，护工可以帮忙理发，就是剪得不太好看。”

回到家找母亲一问，我才知道，原来就在几个月前，幺叔就又被抓去戒毒所了，是幺婶亲自报的警。我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忙着中考的这一年，阿伟竟然经历了如此重大的挫折，我一直以为是他自己贪玩，没想到真错怪了他。

二姨的儿子研究生毕业后就定居北京了，二姨夫卧床多年，今年刚刚去世。二姨自己身体也很差，连去北京照看孙女都不成，以后若是动不了了，进养老院是必然的事。

奶奶不明白国栋为啥要从上海回来，更不明白大明叔为啥拼死拼活非要在县城买房——“要是当时不买房，就不会丢那么大的人。”

陈阳是世纪村的房东，她庆幸的是，“现在拆的是沙河那边，不是我们世纪村后面那条街”。

这几年，吴家大哥中专毕业后，留在城里在工厂当了技术员，成家后将老父亲也接了过去。二哥更是有出息，从一所知名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县政府机关当了领导秘书。至此，家里的经济条件明显改善了。

我笑了笑，说：“你还知道这个，看来也是同道中人？姓甚名谁告诉我。”说完，我便把警官证扔在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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