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罢，他又耷拉着脑袋，痛心疾首：“我害了那两个孩子啊！他们岁数都和我女儿差不多大，因为我被带上了这条路，这辈子都毁了！”

第二天我去财务处领完报销单后，到李老师办公室询问诸如机票、火车票、住宿发票以及学术会议回执等课题结项栏目里标明的所需票据。李老师看了看我，说，这些事情你可以请教你师姐，以前怎么做的现在照办就是。

我按照报账要求，小心翼翼将票据按照鱼鳞状贴好，并在报销单上标明是课题组成员出差、学习以及交流的票据，并代他们签字。之后的签字盖章依旧顺利，我便独自拿着材料去了报账大厅。

某日，公公和颜悦色地对她说：“小韦呀，我看你也恢复得不错，你跟小承也应该……”

当年他和本村的人在工地上干活，因意外摔断了尾骨。工地的老板是个有钱人，给他们买了保险，赔偿金很快就下来了。可村里那些人却撺掇黎南松的妻子，说保险公司赔了，还能再找施工单位额外赔偿一点，就算黎南松不要，大家也能分一点。黎南松听了就拒绝了，说没有那样的道理，“有些人就是久居鲍市不觉其臭，所以才想占尽世间的便宜”。

一天，大姐的儿子占着电脑玩，我百无聊赖，忍不住向大姐问起她表妹的情况。大姐滔滔不绝，说自己这位爱看书的表妹40多岁了，在镇中学教书。她转头问儿子，小姨教什么课，那少年头也不抬，“音乐。”

“我被迫跟他共同保守了一个不耻的秘密。”她这样想着，失眠更严重了。

回到刑警队，陈文静十分不配合，坐在讯问室的约束椅里一言不发。民警几轮讯问，笔录里一个字都没有，最后只能中队长出马。

公公吸着烟，不搭话。婆婆则说：“又没生孩子，年轻人嘛，离婚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那是不是有人在你的房子里犯罪你也不管？你就没和租客签个合同留个联系方式啥的？”

早前宣布捐款10亿元应急钱计划，第一期计划先动用2亿元支持香港饮食业，合资格的

一般来说，精神病院里，病情较重的病人会被安排在我工作所在的封闭式病区，这里一切以安全为重，病区四周用铁丝网围起来，进出入管理非常严格，四五个医生挤在一间狭窄的办公室，光线差，无论白天黑夜都要开灯。而老康所在的开放式病区，因接待的多是病情较轻、较稳定的病人，管理没那么严格，一般一个医生一间办公室，窗明几净。所以，除非有必要，否则开放式病区的人都不怎么愿意到封闭式病区去。

从那次起，男人对她的猥亵变本加厉。关于细节，江菲不愿意陈述，只说很恶心，她每次想起来都像死了一回。或许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因顾忌到某些原因，那男人最终也没对她做最糟糕的事。

“我跟条狗有什么区别。”此时韦丽的语气里充满自嘲，“坐得再端正，他们也不拿我当人看。”

那时正逢村里电信诈骗“生意”转型，从随机打电话说“你儿子被绑架了”这种低劣骗术转为冒充银行钓鱼网站链接诈骗，急缺可以使用伪基站设备发送冒充银行客服诈骗短信的同伙。此时，南方各省已开始严厉打击伪基站，于是，表叔便安排陈文静出来“开拓市场”，向“落后”的北方走。

可有天，接生婆却哭着来找黎南松，说自己70来岁了，老得连眼泪都没多少了，却还是想哭。因为她发现，镇上医院的某个棚子里全是些“流掉的”小孩，她觉得白瞎了医院那么好的技术，看病的没几个，一车一车的产妇往里送，一堆一堆的小孩往外扔。

在今年的假期全部过完、所有瘦子瑟瑟发抖的秋天，我们终于写到全国最月半的省会——

“踌躇满志嘛！”老康神气起来，“当时像我这样的，院里没几个，所以做事说话就忒直……”

此时韦丽的情绪，越来越郁结。她对我说：“情绪像颗结石，越来越重，越来越疼。迟早有一天会掉出来，把一切砸个稀巴烂。”

两人寒暄了一会儿，老师问起江菲的近况：“江菲现在怎么样啦？考上大学了吧？”

韦丽被送来的时候，因为苏家的背景，院里很重视，安排了专家组会诊结果出来后，让老康接手。

陈文静正要找个修车铺开锁，刚走没两步，就被身着便装的侦查员按在了地上。她以为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一边挣扎、一边向在路边贴罚单的交警大喊着“抢劫！警察救我啊！”交警立刻跑来了解情况，侦查员这才掏出工作证，说明了情况。

“这种事情，我也是道听途说，不一定是真的。”师姐见我没说话，又加了一句。

儿子一家的态度，并未让老苏头死心，反而铁了心要把自己的孙子小承和韦丽凑成一对。他时不时让小承开车送韦丽上下班，逢年过节也要找理由把韦丽邀请到家里，说是感谢她的照顾，其实是创造机会让两个年轻人相处。但在后面半年时间里，两个年轻人其实并没什么进展，一直都“走形式”。

“那要不，我带你去找康医生？他好像对你比较了解。”我减弱了音量，试探地问一句。

“他们都有理，就我最倒霉，你说有我啥事？还被巴拉一脸血。”胖子坐在地上，无奈地抽着烟。看着胖子脖子上被抓出来的血道，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韦丽没有回答我，反而把头低下，双手用力交握，指间的皮肤扯得绷直。

“行行行，下次我在外面吃了午饭就回来。”江诚总是敷衍着回答。

我想上诉，黎南松拒绝了：“没那个必要，能出去就行了，要是这样都判无罪，公安机关以后不好办案的，实在不好界定。我当时确实应该带着他们跑出去的。”

入学一周后，李老师让我去她办公室。这几天通过跟师兄师姐的交流，我对李老师做事风格开始有一点了解，她向来不喜欢在电话或微信上谈事情，只在当面谈。一开始我还觉得这样太麻烦，后来才知道，她这是做事谨慎。

等新鲜劲儿过了，这座城市留给江菲的记忆，全被几次灰头土脸的搬家覆盖了：最初他们一家租住在城中村，几个月后搬到了一片密集的筒子楼。最难的时候，也曾在大路边租了个铁皮棚子讨生活，一家人就蹲在路坎儿上吃饭，大车一过，漫天灰渣直往碗里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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