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那个时候，一大批打着“中国”旗号的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文互联网中，诸如“中国法制维权网”“世界维权在线”“中国监督新闻网”“中国法律审查网”之类的假网站比比皆是。那时候，也正是假记者的黄金时代，一大批职业维权者借着互联网的便利，犹如过江之鲫般开始了网络维权生涯。

“怎么突然间要出海，这不是幺叔干的活吗？”面对我的询问，幺婶却一直不出声，眼睛也没抬起来看我，但是眼周红红的。

中考后，县里的两个中学阿伟都没考上。我习惯性地想说他两句，可又想到他实在太不易——要是我背负着他那样大的学业和家庭压力，不一定能做得比他好。

黄毛爹也是个老实人，拿上50块钱就给大明叔送去了，大明叔和俊花婶子这才知道，是国栋带人把家偷了。

从2008年往后的两年间，公司业务越做越大，我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了——什么钱都敢要，什么钱都要赚，甚至连老百姓上访的集资款也敢漫天要价。

均在京东补贴范围之内。京东集团副总裁、零售集团平台业务中心负责人韩瑞声称，这将是京东有史以来最大优惠力度。

这些年，你们在创业，而且是在创一个很大的业。其间的风风雨雨，其间的艰难挫折，外人很难真正体会到。你们承受的压力也可想而知。我的朋友和学生做企业的很多，有时我真的很叹服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他们面对那么大的压力，又没有宗教信仰可以支撑，心理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很难的。

高二那年寒假，我回村碰到跟国栋一起去上海的俊涛，问他在那边混得怎么样。俊涛却说，“咱也没学历，就是个打工的，卖点力气，攒点钱以后回来开个店算了。”

那天，俊花婶子一直坐在地上哭，一边哭一边骂，不骂国栋，也不骂大明叔，只是骂自己命不好。也难免，自从住到县城，俊花婶子每次回村都四处跟人显摆，说还是在县城住着好，“冬天暖和，外面下着雪在屋里只穿秋衣秋裤就行”。可这一下子又被赶回去了，心里感觉憋屈。

“我知道他对我好，可有时候又感觉承受不住。我带人把家里偷了，他也没训我；我说不想上学了，他也顺着我；后来我又说想回来，他也没说啥；我在县城买套房，对他说城里冬天有暖气，冬天他跟我妈来县城住，比村里享福多了，其实我是为了我自己——现在在县城没套房，哪个女孩愿意嫁你？”

我点开一首她的“原创歌曲”，是一首苦情歌，“那是我一生永远美丽的梦/因为有你世界变得不同”，嗓音沉稳有力，是历经世事之后才有的深沉和大气。

许多同学将近20年没见了，似昨非昨，大家的脸上似乎还浮现着青春期时的神情，又在岁月的变化中悄然增加了些许世故和成熟。

俊花婶子走后，我又陪大明叔待了一会儿，那时候大明叔精神头还行，我走的时候坚持要把我送到住院部门口，我硬把他拦下，让他万不可再走远了。直到我都走到医院门口了，回头看到大明叔还在住院部大门口，冲我笑着，我就向他挥了挥手。

我赶紧拿上一箱酸奶，在村里的小超市买了点水果，往大明叔奔去。

许娜露出颇带优越感的神色：“嗨，就自己当老板呗，每天都累得要死。”

为此，国务院2015年出台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大框架，农业部相应地发布了有关全国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多道文件。层层加码下，长江以南和京津地区生猪受到约束限养。[3]

这意味着，拼多多的市值已超过京东，成为中国市值第四高的互联网企业，仅次于阿里、

我到的时候，袁谷立正在餐桌上做题，见我来了，赶忙站起来打招呼。我拿起习题集，是一本文科数学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顺手翻了翻，大概做了一半左右。袁谷立说自己一直在家里复习，准备参加明年的高考。

当时我尚年幼，只是感到有些不舒服，具体什么感受也不太会表达，但之后就不跟他一起结伴上下学了。

车开到酒店门口，叔叔的电话就响了：“老李啊……305包厢是吧？”

“她知道个啥，平时叽叽喳喳的，其实一点心眼都没有，遇事儿也没个主意。她连大明得的啥病都不知道。前几天我见她去上柳树村赶会，就问她咋不回家照顾大明，她说没事，都出院了，不用跟前老守着人。我当时才知道，国栋连她也瞒着呢！”

当天回到家，我掏出口袋里的红包数了数，整1000块。再往后，每周我都会参与多次这样的“采访”，等到年底我专门算了一下，光我自己的红包收入就有3万多，几个大单还另有分红——半年进账超过5万块，这在我们县里面，的确算是高收入了。

也许是因为情感的偏袒吧，这个事情让我给说成了这样。我也不知说的对不对，但确实是我现在想说的。

“别傻了，只要是负面，对方不会管你是谁，只求解决好问题，不爆出新的问题来。”小明的语气有些不屑。

这一撤一设，既遵守了相关部门的规定，又避免了驻站人员变动，某种程度还提升了我们的地位——由驻省记者站变成了大区记者站——这也让我对自己的事业更加充满信心。

过完年后没多久，幺叔看生活好转了些，赌瘾就又犯了。赌得失了心疯的他，不肯再去做鸭血粉丝汤，更是把早前盘下来给幺婶照看的小便利店也当赌注一样输给了别人。

偶然一次机会，我又在辖区的一家饭店遇见了郑强。他不知什么时候把自己身上纹得花里胡哨的，正在和一帮“社会人”在包厢里吆五喝六。席上还有几张我熟悉的面孔，全是辖区里的不安分分子。

我没有接老袁的话，之前的案子判都判了，该说的也都跟法官说过了，现在再提没太大意义。我也只能跟老袁说，以后注意，让袁谷立别跟郑强走得太近，断了联系最好。

她说得对，虽然表面上客客气气，但无论她挣多少钱，至少我从来没有在心里真正承认过她做的事情“有意义”——除了现在。

国栋摇摇头说：“不，你其实是看不起我的，村里没几个人看得起我的。”

直到今年端午前夕，阿伟才重新去舅舅那里打工。舅舅帮他物色了一些女孩子相亲，阿伟总是拒绝，得空的时候就自己闷在出租屋里做饭，“等有钱了，就开个面馆吧”，谁问他他都这么说。

“村长选举涉嫌违法，这个不是应该乡政府去管吗？我们去能干嘛？”我不解地问道。

叔叔从包里拿出一个证件对着男子晃了一下，“我们是纪检部门的记者，接到村民举报，说你村村长选举违法，来了解一下情况。”

一次学校举办班会活动比赛。郭老师嘱咐我们一定要拿出精彩的节目拔得头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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